Xinze Li
The Boundary of Shiwei – Simplified Chinese

1.探索

张军坐在北京老旧公寓的落地窗前，指尖还沾着半块糖油饼的油星子。那糖油饼是楼下早点铺买的，外皮炸得酥脆，咬下去能听见“咔嚓”一声，内里却软乎乎的，裹着一层厚厚的白糖，甜得能糊住舌尖。他已经吃了两个，胃里沉甸甸的，像揣了块浸了油的海绵，但他的手还是不自觉地伸向了桌上的油纸袋–那里还有最后一个。

张军，四十二岁的年纪，体重早就过了标准线。圆脸，双下巴，肚子挺得像揣了个小皮球，走路时身上的肉会跟着轻轻晃动。熟人见了他，总打趣说“张军同志发福了”，他只能笑着应和，心里却清楚，这不是简单的发福，是过度进食喂出来的空洞。就像现在，窗外的都市街巷被灰蒙蒙的雾霾罩着，高楼挤着高楼，电线在天空中织成密不透风的网，连阳光都得费劲儿才能从缝隙里漏下几缕，落在楼下斑驳的墙面上，又很快被阴影吞噬。这种窒息感，他太熟悉了–就像他每次把食物塞满嘴巴时，喉咙口那种又满足又压抑的感觉，像一块湿抹布堵在那儿，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他是“国际知名自媒体博主”，这头衔是他辞职后自己给的，后来被一些媒体引用，慢慢就传开了。每次介绍自己时，他都能感觉到这几个字里的虚浮–“国际知名”，到底多知名？是在海外社交平台有几百万粉丝，还是能接到几个跨国品牌的广告？其实都没有。所谓的“知名”，不过是他在央视做驻莫斯科记者时攒下的一点老本，是那些年跑遍俄罗斯大小城市写下的报道，是镜头里定格的克里姆林宫的雪、贝加尔湖的蓝、圣彼得堡冬宫的金色穹顶。可现在，那些都成了“过去式”。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腕上还戴着当年在莫斯科买的那块机械表，表盘已经有些磨损，指针在“10:17”的位置轻轻跳动。十年前，他就是戴着这块表，拎着行李箱从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起飞，回到了北京。那时候，他刚从中国央视辞职，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他想做更自由的新闻报道，想把那些在央视没能说透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讲给更多人听。可十年过去，他活成了自己最不喜欢的样子：每天盯着自媒体视频网站后台的流量数据，为了一个耸动的标题熬到凌晨，把原本需要三天才能写完的深度分析，压缩成三分钟的短视频，还得在开头加上“这个视频将会改变你的一生”“我很震惊！”这样的话。

“你老了，张军。”张军心底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清晰得像有人在耳边说话。这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这些话语非常寒冷，冷得像莫斯科冬天的风，刮在脸上生疼。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皮肤松弛，眼角有了细纹，手指按下去，能感觉到皮下的脂肪在轻轻晃动。这不是生理上的“老”，是精神上的枯萎–就像他阳台上那盆绿萝，自从他懒得浇水后，叶子一点点变黄，藤蔓软塌塌地垂下来，再也没有过生机勃勃的样子。

两年前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的国际评论博客还像互联网上的一座灯塔。每天早上醒来，后台能收到几百条留言，有人说“张军同志的分析太透彻了”，有人说“因为你的文章，我开始关注俄罗斯的历史”，还有人把自己拍的莫斯科街景发给她，说“这是我按照你写的路线去的，真的很美”。那时候，他享受那种“权力”–不是职位带来的权力，是用文字和镜头塑造公众认知的快感。

张军记得有一次，他写了一篇关于俄罗斯卫国战争老兵的报道，里面提到一位叫伊万诺夫的老兵，一辈子都在守护着家乡的纪念碑。文章发出去后，有读者专门从国内飞到俄罗斯，找到了那位老兵，还寄给张军一张两人的合影，照片里，老兵握着读者的手，笑得满脸皱纹。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就像在黑暗里点亮了一盏灯，不仅照亮了别人，也温暖了自己。

可现在，希望的灯灭了。

张军拿起桌上的平板，屏幕亮起来，映出他圆润的脸。最新一条视频是三天前发的，标题是“俄乌边境历史溯源：从克里米亚到顿巴斯，百年争端背后的真相”。他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查资料，还翻出了当年在莫斯科采访时的笔记，视频里用了很多老照片，还有他自己拍的边境风景。可后台数据惨不忍睹：播放量刚过五千，评论区只有二十几条留言，还大多是“视频太长了，没看完”“直接说谁对谁错就行”“这个视频也太无聊了”这样的话。

他滑动屏幕，手指在那些评论上轻轻划过，像在触摸一块冰冷的石头。他想起自己为了“迎合”，做过的那些妥协：把“俄罗斯文学中的苦难意识”改成“3分钟看懂俄罗斯文化”；把“莫斯科地铁的建筑艺术”的视频剪成“盘点莫斯科地铁里的摄影点”；甚至在一条关于俄乌冲突的视频里，故意加入了“中美阴谋论”这样的表述–他知道这话不客观，可当时后台的播放量数据一直在掉，他急了，像个溺水的人，抓住什么都想当成救命稻草。

每一次妥协，都像在他心上划了一刀。白天，他看着上涨的播放量，会有一丝短暂的窃喜；可到了晚上，躺在床上，黑暗里那些被他修改过的文字、被剪辑得支离破碎的镜头，会一遍遍在他脑海里回放。

“坚守良知承受苦难，还是屈从欲望获得解脱？”这个问题像一根尖刺，扎在他的心里，拔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两年，他一直试图屈从欲望，可解脱在哪里？没有。反而像陷在泥沼里，越挣扎，陷得越深。他的胃里又开始隐隐作痛，是刚才吃的糖油饼在作祟。他起身走到厨房，打开冰箱，里面塞满了食物：半只酱肘子，一袋速冻饺子，还有昨天买的烤鸭–鸭皮已经不脆了，泛着一层油光。他拿出烤鸭，扯下一块肉塞进嘴里，鸭肉的香味在舌尖散开，可那种满足感只持续了几秒钟，随后而来的，是更深的空虚，像潮水一样，从胃里漫到胸口，压得他喘不过气。

“够了。”他低声说，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不是情绪激动时的脱口而出，是经过无数个夜晚的挣扎、无数次自我拷问后，得出的结论–笨拙，却诚恳。他回到客厅，拿起平板，点开自媒体账号的后台。注销账号的按钮在屏幕的最下方，灰色的，像一块墓碑。他的手指悬在上面，停顿了几秒钟–想起第一次发视频时的紧张，想起收到第一条好评时的激动，想起那些因为他的内容而产生共鸣的读者。可这些，都已经成了过去。

他按下了“确认注销”。

屏幕上弹出“账号已注销”的提示，白色的字在黑色的背景上，格外刺眼。那一刻，他突然觉得浑身轻松，像卸下了一块压了他好几年的石头。窗外的都市街巷，好像也失去了之前的压抑色彩，灰蒙蒙的天空里，透出了一丝微弱的光。那些挤在一起的高楼，那些织成网的电线，突然变成了一块巨大的、灰色的背景板–他想逃离这里，逃离这个被数据和算法绑架的世界。

张军决定去环游全国。他需要逃离，需要用身体的移动来对抗精神的停滞。他翻出了衣柜最深处的那个黑色背包，那是他当年在莫斯科当记者时用的，背包的带子已经有些磨损。他把心爱的摄影设备装了进去：一台用了五年的单反相机，两个镜头，还有一个笔记本–不是电子的，是纸质的，封面是牛皮的，已经被磨得发亮。这次，他明确告诉自己：镜头是用来记录“纯净生活”的，不是用来变现的；笔记本是用来写心里话的，不是用来写爆款文案的。

出发前的晚上，他把公寓里的食物都收拾了。糖油饼、酱肘子、烤鸭，还有冰箱里的速冻饺子，都装进了垃圾袋，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看着垃圾桶里鼓鼓囊囊的袋子，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扔掉的不只是食物，还有那些用来掩盖空虚的“填充物”。他洗了个澡，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躺在床上，第一次没有失眠。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洒下一道细长的光，像一条通往远方的路。

第二天一早，他开着自己那辆用了八年的SUV，驶出了北京。车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变化：高楼变成了低矮的平房，柏油路变成了乡间小道，空气里的雾霾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泥土和青草的清香。他打开车窗，风灌进来，吹在脸上，带着一丝凉意，却让他觉得格外清醒。他没有设定具体的路线，只知道要往南方走–他在书里看过，南方有很多古镇，青石板路，小桥流水，像一幅水墨画。他想在那里找到一点“纯净”，一点能让他的心静下来的东西。

旅途的第一站，是南方的一个古镇。名字他记不太清了，是在导航上随便找的，据说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可刚到古镇门口，天空就下起了雨。不是倾盆大雨，是那种细密的、连绵不断的雨丝，像无穷无尽的细针，从天上落下来，把整个世界都包裹在一种灰暗的、粘腻的氛围里。

他撑着伞，走在青石板路上。雨水打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无数只小虫子在爬。脚下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亮，坑坑洼洼的地方积了水，倒映着路边昏暗的灯笼光–红色的灯笼，被雨水打湿后，颜色变得暗沉，像褪了色的旧伤疤。他拿出相机，想拍一张雨中的古镇，可镜头刚对准前方，雨丝就落在了镜头上，形成一层薄薄的水雾，拍出来的照片模糊不清，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他擦了擦镜头，再拍，还是一样。那些他想象中的“美”–小桥下的流水，白墙上的青瓦，门口挂着的红灯笼–在雨里都失去了光彩。流水是浑浊的，青瓦上沾着青苔，红灯笼耷拉着，像没精打采的病人。他沿着石板路走了一个多小时，相机里只存了几张模糊的照片，心里的挫败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他意识到，他无法在潮湿中找到纯净–就像他无法在空虚中找到满足一样。

天黑的时候，他在古镇里找了一家民宿。民宿是老式的四合院，院子里种着一棵桂花树，叶子被雨水打湿后，绿得发黑。房间在二楼，推开房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混合着墙角青苔的味道，呛得他忍不住咳嗽了两声。房间里的家具很旧，一张木床，一个掉了漆的衣柜，桌子上放着一台老式的电视机。他把背包放在椅子上，走到窗边，推开窗户，雨还在下，桂花树上的水珠顺着叶子滴下来，落在院子的石板上，发出“嗒嗒”的声音。

这声音，和他内心的痛苦节奏完美同步。他想起多年前在莫斯科的冬日里，也是这样的夜晚。那时候，他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寓里，公寓有暖气，晚上很暖和。他会泡一杯热茶，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雪落下来–大片大片的雪花，像羽毛一样，轻轻落在地上，很快就把整个城市变成了白色。雪落的声音很轻，“簌簌”的，能让人的心慢慢静下来。那时候，他刚做完一个关于俄罗斯民间艺术的报道，虽然累，但心里很充实。他会在笔记本上写下当天的感受，字里行间都是对生活的热爱。

可现在，那种平静早就没了。

“你逃不出你的工作和播放数据，张军。你只是换了一个更潮湿的牢笼。”心底的声音又开始嘲讽他，像一把钝刀子，在他心上慢慢割。他觉得饿，不是胃里的饿，是心里的空。他拿出手机，在附近找了一家评分很高的餐馆，点了烤鸭、烧鹅，还有一碗汤。很快，菜就送来了。烤鸭的皮还是脆的，蘸着甜面酱，卷着黄瓜和葱丝，咬下去满口油香；烧鹅的皮是暗红色的，肉质很嫩，嚼起来有淡淡的卤味。他大口大口地吃着，好像想把心里的空虚都填满。

可吃了没几口，就觉得腻了。烤鸭的油粘在嘴角，烧鹅的卤味在舌尖散开，可那种满足感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恶心–不是生理上的恶心，是心理上的。他放下筷子，看着桌上剩下的半只烤鸭和大半盘烧鹅，突然觉得很可笑：他以为换个地方，就能摆脱过去的自己，可到头来，还是在用食物掩盖空虚。

他又想起那个问题：“坚守良知承受苦难，还是屈从欲望获得解脱？”现在，他既没有坚守良知，也没有获得解脱，他只是在苦难中游荡，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那天晚上，他在民宿里一夜没睡。雨还在下，“嗒嗒”的声音敲在窗户上，也敲在他的心上。天快亮的时候，他收拾好背包，退了房，开车离开了古镇。车驶出古镇的时候，雨还没有停，后视镜里的古镇慢慢变小，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雨雾里。

他没有再往南方走，而是调转车头，向西北方向开去。他需要干燥，需要宏大，需要用自然的广阔来稀释内心的拥挤。他想起以前在莫斯科时，看过一部关于中国西北戈壁的纪录片，片子里的戈壁滩一眼望不到边，烈日下的山脉是赭红色的，像被火烧过一样，那种辽阔和苍凉，让他印象深刻。他想，或许在那样的地方，他能找到一点平静。

从南方到西北，车程有一千多公里。他开了两天一夜，累了就停在服务区休息，饿了就吃泡面或者面包。一路上，风景一点点变化：绿色的稻田变成了黄色的草原，低矮的房屋变成了稀疏的蒙古包，空气越来越干燥，风也越来越大。到西北的时候，正好是中午，太阳挂在天上，像一个巨大的火球，晒得皮肤发烫。

他把车停在路边，推开车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远处的山脉呈现出深沉的赭红色，像伤口干涸后的血痂，在阳光下泛着暗沉的光。戈壁滩上没有树，只有零星的骆驼刺，贴着地面生长，像一个个小小的灰色疙瘩。风很大，刮在脸上，带着沙子，有点疼。他站在旷野上，张开双臂，感受着风从四面八方吹来–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很渺小，像戈壁滩上的一粒沙子，微不足道。

这本该是救赎。在宏大的自然面前，个人的痛苦、欲望、成就，都应该变得渺小。可他没有感到轻松，反而觉得更压抑了。他过去的成就–央视记者的身份，国际知名博主的头衔，那些曾经让他骄傲的报道和视频–在这片戈壁面前，都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尘埃。他想起自己为了流量熬夜写文案，为了迎合读者修改观点，为了广告赞助违心推荐产品–那些他曾经以为很重要的东西，现在看来，都像一个笑话。

这种彻底的虚无感，让他更加接近绝望时的非理性冲动。他想大喊，想大哭，想把相机摔在地上–可他什么都没做，只是站在那里，任凭风沙吹打在脸上。

他把车停在路边，拿出相机，对准了远处天空中的一只秃鹫。那只秃鹫飞得很高，翅膀展开，像一块黑色的破布，在蓝天上缓慢地盘旋。他想拍下它，想留住这种苍凉的美。可他按下快门的时候，手抖得厉害，相机在手里晃动，拍出来的照片要么只拍到了秃鹫的一个翅膀，要么就是一片模糊的天空。

他放下相机，看着镜头里自己的倒影–圆脸，双下巴，眼神里满是疲惫和迷茫。“看看你，”他对着镜头里的自己说，声音沙哑，“贪婪的褶皱，嫉妒的尖刺。你贪婪名声，嫉妒那些比你更出名的年轻人。现在，你站在这里，你终于承认了恶的根深蒂固。”

风刮得更紧了，把他的声音吹散在戈壁滩上。他开始面对着空旷的戈壁，对着天上的秃鹫，也对着自己的内心。他问自己，为什么要环游全国？是真的想寻找“纯净生活”，还是只是想找一个借口，逃避现实？是想找到一个可以拍摄“纯净”照片的地方，然后重新开始做博主，继续追逐流量？

“不，我不能再回去。”他对自己说，语气坚定，却带着一丝不确定。他知道，他害怕的不是流量本身，是流量带来的那种“被需要”的感觉–那种每天打开后台，看到无数条留言的热闹，那种因为自己的内容而影响别人的成就感。可他也知道，那种“被需要”是虚假的，是建立在迎合和妥协之上的，像一座空中楼阁，随时都可能倒塌。

在中国西北的那几天，他每天都开车在戈壁滩上转。白天，他看着烈日下的山脉，看着远处的沙丘，看着偶尔路过的骆驼队；晚上，他就把车停在服务区，躺在车里，看着窗外的星星。星星很亮，比北京的星星亮多了，密密麻麻地挂在天上，像撒了一把碎钻。可他还是睡不着，心里的杂念像戈壁滩上的沙子一样，怎么也清理不干净。

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找到平静，而是遇到了更彻底的“自我”。那些他一直试图逃避的东西–贪婪、嫉妒、虚荣、懦弱–在这片宏大的戈壁面前，都暴露无遗。他像一个被剖开意识肌理的外科医生，直面了潜意识的暗河。宏大带来的不是慰藉，而是对个体痛苦的无限放大。

他必须去一个边缘，一个既能让他远离中心，又能让他找到历史和文化回响的地方。他想起了童年记忆里的那些碎片：奶奶做的红菜汤，爷爷讲的俄罗斯故事，家里墙上挂着的那张黑白照片–照片里，他的奶奶穿着俄罗斯传统的连衣裙，他的爷爷穿着军装，两人站在一棵白桦树下，笑得很开心。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份–第二代中俄混血后裔。奶奶是俄罗斯人，年轻时跟着爷爷来到中国，爷爷去世得早，奶奶一手把他拉扯大。小时候，奶奶经常跟他说俄语，教他唱俄罗斯民歌，给他做列巴和红菜汤。那时候，他对“中俄混血后裔”这个身份没有太多概念，只觉得奶奶的俄语很好听，红菜汤很好喝。

后来，他去莫斯科当记者，俄语成了他的工作语言。他每天用俄语采访，用俄语写报道，可那时候的俄语，只是一种工具，没有了奶奶教他时的温度。他很少跟别人提起自己的中俄混血后裔身份，好像那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他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害怕别人说他“不纯粹”–既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也不是纯粹的俄罗斯人。

现在，他想找回那个身份。他想回到一个能让他感受到文化归属感的地方。他打开地图，手指在屏幕上滑动，最后停在了一个名字上–室韦。

室韦，位于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蒙古族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他在书里看到过，那里住着很多中俄混血后裔，他们有着蓝眼睛、黑头发，说着流利的中国东北方言，却保留着俄罗斯的生活习惯。那里有俄式的“小木屋”民居，有红菜汤和列巴，有他童年记忆里的一切。

张军沿着漫长的边防公路（G331）向北行驶。这条路很长，沿着额尔古纳河，一边是中国，一边是俄罗斯。随着纬度的升高，天气越来越凉，空气也越来越干燥。他打开车窗，风灌进来，带着一丝清冽的气息，不像南方的风那样粘腻，也不像西北的风那样灼热。

他穿过了草原。草原上的草已经开始变黄，像一块巨大的金色地毯，铺在天地之间。偶尔能看到几群牛羊，在草原上慢悠悠地吃草，远处有白色的蒙古包，像一朵朵蘑菇，散落在草原上。他停下车，走到草原上，脚下的草很软，踩上去能感觉到泥土的湿润。他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青草的清香，还有一丝淡淡的牛粪味–那是一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味道，让他觉得很踏实。

再往前走，草原变成了森林。先是稀疏的杨树，然后是成片的白桦林。白桦树笔直地站在那里，树干是洁白的，像一支支安静的蜡烛，树枝上的叶子已经开始变黄，风一吹，叶子就“哗哗”地响，像在唱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下来，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随着树叶的晃动，光影也跟着跳动。

他想起了莫斯科的冬天。那时候，莫斯科的白桦林被白雪覆盖，树干是白色的，树枝上挂着厚厚的积雪，阳光照在雪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他曾经在一个周末，和同事一起去莫斯科郊外的白桦林，踩着雪，听着脚下“咯吱咯吱”的声音，手里拿着热咖啡，心里满是温暖。现在，虽然是初秋，没有雪，但眼前的白桦林，还是让他想起了那种被隔离、被净化的状态。

在到达额尔古纳市后，他没有停留，继续沿G331行驶了约三小时。路边的白桦林越来越密，空气也越来越冷。他打开暖气，车里慢慢暖和起来。他看着窗外，白桦树的影子在车窗外快速闪过，像一幅幅流动的画。

终于，他看到了“室韦镇”的路牌。路牌是蓝色的，下面还有一行俄语–“Шивигова”。他心里一阵激动，像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终于要回到熟悉的地方。

他驶入室韦镇，车开在小镇的路上，路面是柏油的，很平整。街道两旁，全是俄式“小木屋”民居。那些用原木叠砌而成的房屋，散发出松木特有的清香，混合着森林的气息，让他一下子就放松下来。原木是浅棕色的，表面很光滑，缝隙里填着绿色的苔藓，既保暖又防雨。有些房屋的门口挂着一串串晒干的红辣椒和玉米，还有的挂着俄罗斯国旗和中国国旗，在风里轻轻飘动。

他停下车，推开车门，吸了一口冷冽的空气。空气里有松木的清香，还有一丝淡淡的面包香–那是列巴的味道。他沿着街道慢慢走，脚步很轻，好像怕打扰到这里的宁静。

街道上很安静，偶尔能看到几个行人。有老人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晒太阳，手里拿着编织针，在织毛衣；有小孩在路边追逐打闹，嘴里说着流利的中国东北方言，偶尔夹杂着一两个俄语单词；还有妇女提着篮子，从家里出来，应该是去买东西。他看到一个妇女，有着蓝眼睛、黑头发，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和他奶奶年轻时的样子很像。

他走到一家小餐馆门口，餐馆的招牌是用中文和俄语写的–“奶奶的红菜汤”。他犹豫了一下，推开门走了进去。餐馆里很暖和，暖气开得很足。墙上挂着很多老照片，有室韦镇过去的样子，有中俄混血后裔的家庭合影，还有一些俄罗斯的风景画。桌子上放着白色的桌布，上面有小小的花纹，很精致。

“您好，请问几位？”一个服务员走过来，笑着问他。服务员也是蓝眼睛、黑头发，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东北方言，声音很温柔。

“一位。”张军说，心里有些紧张。

“那您坐这边吧。”服务员把他带到一张靠窗的桌子旁，递给他一本菜单。菜单是中文和俄语对照的，上面有红菜汤、列巴、俄式煎肉、土豆泥……都是他小时候奶奶经常做的菜。

“我要一碗红菜汤，一个列巴，再来一份俄式煎肉。”他指着菜单说。

“好嘞，您稍等。”服务员笑着走开了。

他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街道。窗外的白桦树在风里轻轻摇曳，阳光照在小木屋的屋顶上，反射出温暖的光泽。他拿出相机，对准窗外的白桦林，按下快门。这一次，镜头没有模糊，照片里的白桦树清晰而挺拔，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他看着照片，心里一阵温暖–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纯净”，不是风景的纯净，是内心的平静。

很快，菜就上来了。红菜汤装在一个白色的瓷碗里，汤是深红色的，里面有甜菜、土豆、牛肉，还有一点酸奶油，散发出浓郁的香味。列巴是刚烤好的，外皮很脆，里面很软，上面撒着芝麻和燕麦。俄式煎肉是用猪肉做的，煎得金黄，旁边放着土豆泥和酸黄瓜。

他拿起勺子，喝了一口红菜汤。汤的味道很浓郁，甜菜的甜，土豆的绵，牛肉的香，还有酸奶油的酸，混合在一起，在舌尖上散开。那味道，和他奶奶做的一模一样。他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想起了小时候，奶奶把红菜汤端到他面前，摸着他的头，说“我的孩子，快吃，热乎的”。那时候，他总是狼吞虎咽地把汤喝完，还会把碗底舔干净。

他慢慢吃着，没有像以前那样狼吞虎咽，而是细细地品味每一口食物的味道。列巴的麦香，煎肉的焦香，酸黄瓜的清爽……每一种味道，都让他想起童年的时光，想起奶奶的笑容，想起那些简单而幸福的日子。

“您是从外地来的吧？”旁边桌子上的一位老人笑着问他。老人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拿着一个列巴，正在慢慢吃。

“嗯，从北京来的。”张军笑着回答。

“来旅游的？”老人问。

“算是吧，也想看看这里的生活。”张军说。

“这里好啊，空气好，人也好。”老人笑着说，“我是第三代中俄混血后裔，爷爷是俄罗斯人，奶奶是中国人。小时候，奶奶也给我做红菜汤，跟你这碗一样香。”

“您一直在这儿生活吗？”张军问。

“是啊，一辈子都在这儿。年轻的时候去北京打过工，可还是觉得这里好。”老人说，“这里安静，踏实，有家里的味道。”

“家里的味道”–这五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张军的心门。他终于明白，他一直在寻找的，不是“纯净生活”，也不是“流量”，而是“家的味道”–那种能让他感受到归属感，能让他的心静下来的味道。

吃完饭，他走出餐馆，太阳已经开始西斜。夕阳照在小木屋的屋顶上，把屋顶染成了金色。街道上，行人比刚才多了一些，有下班回家的人，有吃完饭出来散步的人，大家脸上都带着平静的笑容。

他走到额尔古纳河边，河水很清，能看到河底的石头。河对岸就是俄罗斯，能看到那边的村庄和树林。他站在河边，看着河水缓缓流淌，心里一片平静。他想起了北京的公寓，想起了以前的互联网流量数据，想起了那些迎合和妥协–那些曾经让他痛苦的东西，现在好像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他拿出相机，对准额尔古纳河，对准河对岸的俄罗斯，对准身边的白桦林，对准街道上的小木屋–他拍下了一张又一张照片，每一张照片里，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充满了温暖。他不再想这些照片能不能火，能不能带来流量，只是想把这份平静和温暖，永远留在镜头里。

晚上，他在室韦镇找了一家小木屋民宿。民宿的老板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也是中俄混血后裔。老板给了他一间朝南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木床，床上铺着带有俄罗斯花纹的被子，窗户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盏台灯。

他打开窗户，外面很安静，能听到额尔古纳河的流水声，还有远处白桦林里的风声。他拿出笔记本，写下了今天的感受：“在室韦，我找到了家的味道。这里的小木屋，这里的红菜汤，这里的人，都让我觉得很踏实。我终于明白，所谓的纯净生活，不是逃离，而是接纳–接纳自己的过去，接纳自己的身份，接纳生活的不完美。”

写完后，他合上笔记本，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这一夜，他没有做噩梦，也没有失眠，睡得很沉，像一个孩子。

第二天早上，他被窗外的阳光叫醒。他打开窗户，看到老板正在院子里烤牛肉，空气中弥漫着面包的香味。老板看到他，笑着说：“张军同志，起来啦？快来吃刚烤好的牛肉。”

他走到院子里，接过老板递来的烤牛肉，咬了一口，还是熟悉的味道。他看着院子里的白桦树，看着远处的额尔古纳河，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决定：他想留在室韦，或者至少，在这里待一段时间。他想好好感受这里的生活，想写一些关于中俄混血后裔的故事，想拍一些关于室韦的照片–不是为了流量，不是为了名声，只是为了记录这份平静和温暖，为了找回那个曾经热爱生活的自己。

他拿出手机，给北京的朋友发了一条消息：“我在室韦，找到了我想要的生活。”朋友很快回复：“那就好，照顾好自己。”

他放下手机，抬头看着天空。天空很蓝，像一块干净的蓝宝石，白云在天上慢慢飘着，像棉花糖。他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松木的清香，有列巴的麦香，还有额尔古纳河的水汽–那是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

他知道，他的自我突围之路，还没有结束。未来，他可能还会遇到困惑和痛苦，还会想起北京的流量和名声。但他不再害怕了，因为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纯净生活”–不是在镜头里，不是在数据里，而是在心里，在这份平静和温暖里。

他拿起相机，对准院子里的白桦树，按下了快门。照片里，白桦树笔直地站在那里，阳光照在树干上，反射出温暖的光泽。这张照片，他没有存在相机里，而是洗了出来，放在了笔记本的第一页。

这一次，他守住的，是自己的心。

张军沿着室韦镇的街道往额尔古纳河畔走，脚下的柏油路刚被晨露浸过，踩上去带着一点微凉的湿意。街道两旁的小木屋民居挨得不算密，每栋房子之间都留着窄窄的空隙，空隙里种着几株耐寒的雏菊，花瓣是淡紫色的，沾着露水，像撒了一把碎钻。原木搭建的房身上，苔藓沿着木纹的缝隙生长，是深浅不一的绿，把浅棕色的木头衬得愈发温润–那是时光浸出来的颜色，不像北京公寓楼外的瓷砖，冷硬又刺眼。

他走得慢，眼睛忍不住往两边瞟。有的小木屋门口挂着褪色的蓝布门帘，门帘上绣着俄式的缠枝花纹，风吹过时，门帘轻轻晃，能瞥见屋里摆着的原木桌子，桌上可能放着一个玻璃罐，罐里泡着腌黄瓜；有的门口拴着一头棕色的牛，牛低着头啃着门口的干草，尾巴慢悠悠地甩着，驱赶着落在身上的苍蝇；还有的窗户敞开着，飘出一阵俄语歌的旋律，是很老的调子，他没听过，但旋律里的温柔，像奶奶以前哼的摇篮曲，轻轻挠着他的心尖。

空气里的味道很复杂，却格外舒服。有松木的清香–是小木屋本身散发的，混着远处森林里飘来的气息；有烤面包的麦香–应该是哪家在做列巴，甜丝丝的，勾得他肚子有点饿；还有一点河水的腥气–淡淡的，带着湿润的凉意，那是额尔古纳河的味道。他深吸一口气，胸腔里满是这种混合的气息，像把整个室韦的秋天都吸了进去，比在北京吸的雾霾舒服多了，也比南方古镇的霉味清爽多了。

走了大概十几分钟，前面的街道突然开阔起来，额尔古纳河就这样撞进了他的眼里。

河不宽，却很长，像一条蓝色的绸带，绕着室韦镇蜿蜒向远方。河水很清，清得能看见河底的鹅卵石，有的白，有的灰，有的带着褐色的花纹，阳光洒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金箔，随着水流轻轻晃。河面上偶尔有几只白鹭飞过，翅膀掠过水面，留下一圈圈浅浅的涟漪，很快又被水流抚平。

中俄友谊大桥就在不远处，是一座白色的斜拉桥，栏杆上刷着干净的白漆，偶尔有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边境工作人员走过，脚步很轻，像是怕打扰了这里的安静。桥上没有太多游客，只有一两个拿着相机的人，站在桥边拍对岸的风景。张军顺着他们的目光望过去，对岸就是俄罗斯的奥洛契小镇。小镇的房子很低矮，大多是红色的屋顶，烟囱里冒出淡淡的白烟，像一条细细的线，飘在蓝天上。能看到几头黑色的牛在对岸的草地上吃草，还有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小孩，在院子里追着一只黄狗跑，笑声好像能顺着河水飘过来。

他站在河边，看了好一会儿。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河水的凉意，吹在脸上，把他额前的头发吹得飘起来。他想起在北京的时候，站在公寓的落地窗前，看到的是灰蒙蒙的天和挤在一起的高楼，风里全是汽车尾气的味道；在南方古镇的时候，风里带着雨的粘腻，吹得人心里发潮；在西北戈壁的时候，风里带着沙子，刮得脸疼。只有这里的风，清清爽爽的，带着河水和草木的气息，吹得人心里发空，却又很踏实。

“看啥呢，老弟？”

一个粗犷的声音突然从旁边传来，吓了张军一跳。他转过头，看见一个男人蹲在河边的石头上，正低着头整理马具。男人穿着一件深棕色的皮衣，皮衣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袖口和领口都磨出了浅褐色的毛边，但很干净，没有一点灰尘。他的肩膀很宽，背有点驼，应该是常年干活累的。头发是灰白色的，胡乱地梳在脑后，露出饱满的额头。面部轮廓很深，高鼻梁，深眼窝，眼睛是蓝灰色的，像额尔古纳河的水，带着一点浑浊，却很亮。

张军笑了笑，走过去：“看对岸。看那边的小镇，挺安静的。”

男人抬起头，顺着他的目光望了一眼对岸，然后从旁边的马车上拿起一个玻璃罐，罐子里装着深绿色的腌黄瓜，上面还泡着几瓣蒜。他打开罐子，一股蒜香和醋香扑面而来，他捏起一根腌黄瓜，倒了一杯伏特加，递给张军：“来点？喝伏特加就得配这个，解腻。”

张军摆摆手，指了指自己的肚子：“不了，早上刚吃了列巴，还不饿。再说我也不太会喝酒。”其实他不是不会喝，在北京做博主的时候，为了拉赞助、搞合作，他喝了不少应酬酒，每次都喝得胃里翻江倒海，后来就尽量不喝了。现在看到这罐腌黄瓜，他倒想起奶奶以前也喜欢做这个，奶奶做的腌黄瓜里会放一点糖，没那么酸，更爽口。

男人也不勉强，自己咬了一口腌黄瓜，“嘎吱”一声，听得很清楚。他把罐子放在旁边的石头上，又拿起一个马镫，用一块旧布仔细地擦着上面的锈迹。马镫是铁的，已经有些年头了，边缘都磨圆了。“静？”男人笑了，声音像两块石头撞在一起，粗哑却有力，“这条河底下流的可是历史！你没听过吧？以前啊，这河上全是拉货的船，运皮毛，运茶叶，晚上的时候，船上的灯一串一串的，像天上的星星。现在是静了，可底下的故事还在呢。”

张军没说话，蹲在他旁边，看着他擦马镫。男人的手很大，指关节很粗，手上布满了老茧，有的地方还留着浅褐色的疤痕。他擦马镫的动作很认真，一点一点地擦着每一个角落，好像那不是一个普通的马镫，而是一件宝贝。“你看出你的样子，长得就像我那帮老亲戚，”男人突然开口，眼睛还盯着马镫，“高鼻梁，深眼窝，虽然眼睛是黑的，但一看就不是纯东北人。你也是后裔吧？中俄混血后裔。”

“嗯，第二代。”张军点点头，心里有点惊讶，也有点释然。在北京的时候，没人能看出他的身份，大家只知道他是“张军记者”；在莫斯科的时候，别人只把他当成中国记者，是个外来者。只有在这里，有人能一眼看出他的根。“我叫张军。”

“瓦西里。”男人终于抬起头，伸出手，手上还带着布屑，“五十五了，在这河边待了快三十年了。以前是猎人，现在兼着做点边境巡逻的活，算是半个警察吧。”

张军握住他的手，瓦西里的手很有力，掌心的老茧蹭得他手心有点痒。“忘年交就是这么认识的。”瓦西里豪迈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很大，拍得张军肩膀有点疼，却很亲切。他好像一下子就和这个陌生的男人拉近了距离，比在北京和那些合作方应酬时还要近。

瓦西里把擦好的马镫放在一边，又拿起缰绳，开始整理上面的绳结。“我祖母也是俄罗斯人，”他突然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她是白俄贵族家里的侍女，十月革命的时候，跟着贵族逃出来的。路上走了大半年，冻饿交加，贵族没撑住，死在了半路上。她一个人走到室韦，快饿死了，被我祖父救了。”

张军屏住呼吸，听他讲。阳光照在瓦西里的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清楚，那些皱纹里好像都藏着故事。

“我祖父是个猎户，一辈子没娶媳妇，就一个人住在山里。救了我祖母后，就把她带回了家，给她煮了一锅肉汤，我祖母喝了汤，就哭了，后来她说她从来没喝过这么香的汤。”瓦西里笑了笑，眼里带着一点温柔，“后来他们就在一起了。我祖母不会说中文，我祖父不会说俄语，刚开始他们就靠比划过日子。她教我祖父做列巴，做红菜汤，我祖父教她认山里的草药，教她打猎。慢慢的，她也会说几句中国东北方言了，虽然说得不流利，但够用。”

“我小时候，祖母还在。她总给我讲俄罗斯的故事，讲圣彼得堡的冬宫，讲莫斯科的红场，可她自己也没去过那些地方，都是听以前的贵族说的。她还教我唱俄语歌，就是那种很老的民歌，现在没人会唱了。”瓦西里拿起旁边的伏特加酒瓶，拧开盖子，喝了一口，酒液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滴在皮衣上，留下一个深色的印子，“她到死都没回俄罗斯，也没见过她的家人。她总说，室韦就是她的家，这里有我祖父，有我，有她熟悉的山和河，比俄罗斯还亲。”

张军看着瓦西里，心里有点发酸。他想起自己的奶奶，奶奶也是俄罗斯人，也是年轻时来到中国，一辈子没回去过。奶奶以前也总给他讲俄罗斯的故事，讲她小时候在莫斯科郊外的农场里，和小伙伴一起摘草莓，一起在河边钓鱼。那时候他还小，听不懂，总觉得奶奶的故事没意思，现在想起来，那些故事里藏着奶奶多少的思念啊。

“我们这些长着俄罗斯人的样子的东北人，活得就是个矛盾体。”瓦西里突然说，声音变得很沉，像额尔古纳河的水流，缓慢却有力量，“你说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吗？不知道。说我们是中国人吧，我们长得不像；说我们是俄罗斯人吧，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不会说俄语，没去过俄罗斯，连那边的样子都只在河边看过。但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这片土地。”

他转过头，眼睛直直地看着张军，蓝灰色的眼睛里带着一种看透人心的锐利：“我认识你，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你，你是驻俄罗斯记者，你来这里，是想找回你那十几年莫斯科生活的影子吧？还是想找回，你那被现代社会淹没了的，中俄混血后裔的身份？”

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一下子剖开了张军的内心。他愣住了，张着嘴，想说点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的心跳得很快，手心都出汗了。瓦西里的话，比他在北京那几个月的自我思辨还要有穿透力。他以前总以为，自己来室韦是为了寻找“纯净生活”，是为了逃离流量的绑架，可现在他才明白，他真正想找的，是一个身份的锚点–一个能让他知道“自己是谁”的地方。

在莫斯科，他是央视记者，拿着采访本，背着相机，走在陌生的街道上，别人看他的眼神都是“外来者”；在北京，他是自媒体博主，每天盯着后台的数据，为了流量迎合别人，活成了“数据奴隶”，连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可在室韦，他是张军，是第二代中俄混血后裔，是能和瓦西里这样的人坐在一起，听他讲祖母的故事，闻着腌黄瓜的香味，看着额尔古纳河的流水，不用伪装，不用迎合的张军。

他看着瓦西里，慢慢点了点头，声音有点沙哑：“是，我想找的就是这个。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像个飘着的人，没根。现在在这里，我好像有点找到根的感觉了。”

瓦西里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早该来了。这片土地，认我们这些人。”

两人又坐了一会儿，没再说话，就静静地看着额尔古纳河的流水。阳光慢慢西斜，把河水染成了金黄色，对岸奥洛契小镇的屋顶也变成了金黄色，像撒了一层金粉。远处的白桦林里，传来几声鸟叫，清脆又响亮。张军觉得心里很平静，像被河水洗过一样，干净又通透。

快到傍晚的时候，张军和瓦西里告别。瓦西里把那罐腌黄瓜塞给他：“拿着吧，回去配列巴吃，比你在北京吃的那些零食好吃。”张军推辞不过，只好收下。瓦西里牵着马，慢慢往镇上走，他的背影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像一座沉默的山。

张军拿着腌黄瓜，站在河边，看着瓦西里的背影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才转身往镇上走。他决定在室韦住下来，至少住一段时间。他想好好感受这里的生活，想听听更多像瓦西里这样的人的故事，想找回自己丢失的身份。

他开始找民宿。室韦的民宿大多是小木屋做的，有的门口挂着鲜艳的招牌，写着“网红民宿”“拍照打卡地”，里面挤满了游客，吵吵闹闹的，张军看了一眼就走了–他不想再回到那种热闹又空虚的环境里。

他走了两条街，终于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看到了一家民宿。民宿的门口没有招牌，只有一块手写的木牌，上面用中文和俄语写着“王光家小木屋”，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却很可爱。门口拴着一只黄色的老狗，看到张军过来，只是抬了抬头，又低下头继续睡觉，一点也不凶。门口的台阶上摆着几盆多肉植物，长得胖乎乎的，很可爱。

张军推开门，走了进去。一股温暖干燥的空气立刻包裹了他，和外面的凉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屋里有一个石头砌的壁炉，壁炉里烧着松木，火焰跳动着，发出“噼啪”的声音，松木的清香弥漫在整个屋里，比北京公寓里的香薰好闻多了。壁炉旁边放着一个老式的铁皮烤箱，烤箱的门开着一条缝，里面飘出浓郁的麦香–是烤列巴的味道。

“有人吗？”张军喊了一声。

“来啦！”一个年轻的声音从后院传来。很快，一个年轻人从后院走了出来。他大概二十八九岁的样子，个子很高，穿着一件蓝色的格子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小臂上的一个小纹身，是一棵小小的白桦树。他的头发很短，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眼睛是浅棕色的，像室韦秋天的树叶。他的脸上带着一点腼腆的笑，看起来很干净。

“您是来住民宿的吧？”年轻人问，口音是流利的东北腔，很亲切。

“嗯，我想住几天。”张军点点头。

“那您算来对地方了，我这地方安静，人少。”年轻人笑着说，“我叫王光，第三代中俄混血后裔。您叫我小王就行。”

“张军。”

王光把他带到屋里，给了他一杯热水：“您先坐会儿，列巴马上就烤好了，刚烤出来的好吃。”他说着，转身走到烤箱边，打开烤箱门，一股更浓的麦香飘了出来。他戴着厚厚的手套，把一个金黄的列巴拿了出来。列巴很大，比张军的脸还大，表面撒着燕麦和芝麻，烤得金黄酥脆，冒着热气。

“吃点列巴吧，刚烤出来的。”王光把列巴放在一个白色的瓷盘里，递到张军面前，又拿来一小罐蓝莓酱和一小碗奶渣，“蘸着这个吃，蓝莓酱是我自己做的，用的是山上的野蓝莓；奶渣是我外婆做的，我们叫它西米丹，有点酸，但是香。”

张军拿起列巴，沉甸甸的，手感很实在。他掰了一块，外皮“咔嚓”一声脆响，里面是松软的面包，带着淡淡的麦香，还有几颗葡萄干，咬下去甜甜的。他蘸了一点蓝莓酱，蓝莓的酸甜和面包的麦香混在一起，味道刚刚好。他又尝了一点奶渣，有点酸，却带着浓郁的奶香，和列巴很配。

他闭上眼睛，慢慢咀嚼着。嘴里的味道，和记忆里奶奶烤的列巴一模一样。他想起小时候，每次奶奶烤列巴，他都会守在烤箱边，等列巴一出炉，就迫不及待地掰一块吃，烫得直甩手，却舍不得吐。奶奶会站在旁边，笑着摸他的头，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那时候的日子，简单又幸福，没有流量，没有数据，只有奶奶的笑容和列巴的香味。

“好吃吧？”王光坐在他对面，看着他，眼里带着一点骄傲，“这是我外婆教我做的，她做了一辈子列巴，味道跟别人的都不一样。”

“嗯，好吃，跟我奶奶做的一样。”张军睁开眼睛，心里有点温暖。

就在这时，后院传来一阵手风琴的声音。旋律很熟悉，是《喀秋莎》。琴声有点生涩，好像拉琴的人不太熟练，但每一个音符都很认真，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像额尔古纳河的流水，慢慢淌进人的心里。

张军停下了吃列巴的动作，耳朵竖了起来，眼神变得柔和。他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邻居家有一个老爷爷，每天下午都会坐在院子里拉手风琴，最喜欢拉的就是《喀秋莎》。那时候他刚到莫斯科，也没有朋友，每天下午就坐在窗边，听老爷爷拉手风琴，心里会觉得不那么孤单。

“谁在弹手风琴？”张军问。

王光的眼神暗了一下，声音有点低：“是我外婆留下的琴。我外婆去年去世了，这琴就一直放在后院。我和我的朋友们喝点酒就喜欢弹会儿手风琴，虽然弹得不好，但总觉得弹着琴，外婆就还在身边。”

张军心里有点发酸。他看着王光，能感觉到他对外婆的思念。

“我外婆是俄罗斯人，”王光慢慢说，“她年轻的时候跟着我外公来到室韦，一辈子都没回去过。她是个很慈祥的人，就是有点执拗，是东正教信徒，每天餐前都要划十字祈祷，谁劝都没用。”他说着，模仿起外婆祈祷的动作：双手合十，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嘴里轻声念着俄语的祈祷词，眼神很虔诚。

张军看了看桌上的列巴、蓝莓酱和奶渣，心里突然涌起一股熟悉的感觉。这里的一切–小木屋的原木香味、烤列巴的麦香、手风琴的旋律、东正教的祈祷动作–都和他记忆里的莫斯科，和他记忆里的奶奶重叠在了一起。

室韦不是莫斯科。这里没有克里姆林宫的红墙，没有圣彼得堡的冬宫，没有莫斯科地铁里的华丽壁画。但这里有小木屋，有列巴，有手风琴，有和他一样的中俄混血后裔。这里的文化交融，不是刻意营造的“异国风情”，而是融入在生活里的，是真实的，是温暖的。

他想起在北京的时候，为了怀念莫斯科，他曾经在网上买过俄罗斯的列巴，买过俄罗斯的手风琴CD，可那些列巴都是机器做的，没有麦香；那些CD里的琴声，没有温度。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感受到那种真实的、温暖的“莫斯科影子”。

王光把列巴装了一个纸袋子，递给张军：“您带点回房间吃，晚上饿了可以垫垫。您的房间在二楼，朝南，能看到额尔古纳河，晚上还能看到星星。”

张军接过纸袋子，说了声谢谢。他跟着王光上了二楼，房间很干净，家具都是原木做的，一张大床，床上铺着带有俄式花纹的被子，蓝色和白色的，很柔软。窗户很大，推开窗户，就能看到远处的额尔古纳河，河面上的金箔已经消失了，变成了深蓝色，像一块宝石。

“您要是需要什么，就喊我，我就在楼下。”王光说完，轻轻带上了房门。

张军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风景。天黑了，镇上的灯亮了起来，都是暖黄色的，像星星落在了地上。额尔古纳河静静地流着，河对岸的奥洛契小镇也亮了灯，一点一点的，像萤火虫。手风琴的声音还在飘，这次不是《喀秋莎》，是一首他没听过的俄语民谣，旋律很温柔，像奶奶的摇篮曲。

他靠在窗边，慢慢吃着列巴。嘴里的麦香，鼻子里的松木清香，耳朵里的手风琴旋律，眼睛里的暖黄灯光和蓝色河水，所有的感官都被填满了。他想起瓦西里的话，想起王光的外婆，想起自己的奶奶，想起在莫斯科的日子，想起在北京的日子。

他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想留在室韦了。

第一个理由，是身份的寻根与重塑。在莫斯科，他是外来者；在北京，他是数据奴隶；只有在室韦，他是张军，是中俄混血后裔，是能和瓦西里、王光这样的人坦诚相待的自己。瓦西里的拷问，让他看清了自己内心的渴望–他需要一个锚点，一个能让他知道“自己是谁”的地方。室韦就是这个锚点，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人，都认他，都接纳他。

第二个理由，是感官记忆的重叠与对“莫斯科影子”的怀念。他怀念莫斯科的纯净生活，怀念奶奶的列巴，怀念手风琴的旋律，怀念那种简单又温暖的日子。室韦不是莫斯科，但它用小木屋的香味、列巴的麦香、手风琴的旋律、中俄混血后裔的生活，为他提供了一个情感上的替代品。这里的一切，都能唤醒他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让他想起自己曾经热爱生活的样子。

他拿出相机，对准窗外的额尔古纳河，对准镇上的暖黄灯光，对准远处的白桦林，按下了快门。照片里的风景，没有华丽的滤镜，没有刻意的构图，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充满了温暖。他不需要再为了流量而拍照，不需要再为了迎合别人而修改自己的作品。他只是想记录下这份平静，这份温暖，记录下自己找回根的样子。

晚上，他躺在床上，盖着柔软的被子，闻着被子上的阳光味道和松木清香，很快就睡着了。这一夜，他没有做噩梦，没有失眠，睡得很沉，像一个孩子。梦里，他回到了小时候，奶奶坐在烤箱边烤列巴，他守在旁边，等着吃刚出炉的列巴，奶奶摸着他的头，笑着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第二天早上，他被院子里的鸡叫声吵醒。他推开窗户，看到王光正在院子里喂鸡，老狗趴在旁边的草地上晒太阳。阳光照在小木屋的屋顶上，反射出温暖的光泽。空气里飘着烤列巴的香味，还有一点牛奶的香味。

他笑了。他知道，自己这次找对地方了。室韦不是他逃避现实的地方，而是他重新开始的地方。在这里，他能找回自己的身份，能找回自己的热爱，能找回那种纯净的、温暖的生活。

他拿起桌上的笔记本，写下了今天的感受：“在室韦，我找到了根，找到了记忆里的温暖。这里的小木屋、列巴、手风琴，还有瓦西里、王光，都让我明白，所谓的纯净生活，不是逃离，而是在熟悉的感官记忆里，找回真实的自己。我想留在这里，好好感受这份生活，好好做自己。”

写完后，他合上笔记本，走下楼。王光已经把早餐准备好了，一碗热牛奶，一块刚烤的列巴，还有一个煮鸡蛋。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餐桌上，暖洋洋的。

“张哥，吃早餐啦！”王光笑着说。

“好嘞！”张军坐下来，拿起列巴，掰了一块，放进嘴里。麦香在嘴里散开，温暖又踏实。

他知道，他的生活，从这一刻开始，重新变得有意义了。

几天后的一个寒冷的清晨，张军是被冻醒的。凌晨五点，小木屋的窗户缝里钻进来一丝寒气，裹着额尔古纳河的水汽，落在他的脸上。他睁开眼，看到屋顶的原木纹路在晨光里泛着浅棕色的暖光，壁炉里的火已经灭了，只剩下一点余温，空气里还飘着壁炉里松木燃烧后的淡香–不是北京公寓里香薰机喷出来的工业香气，是带着木头肌理的、真实的味道。

他翻起身，套上厚外套，踩着地板上的毛毡拖鞋，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冷冽的空气一下子涌进来，带着河水的腥甜和白桦林的清苦，呛得他轻轻咳嗽了一声。远处的额尔古纳河还浸在晨雾里，像一条淡蓝色的丝带，对岸奥洛契小镇的屋顶蒙着一层薄霜，烟囱里没冒出烟，大概还没人醒。河边的草地上，几只早起的鸟儿在跳，翅膀扇动的声音很轻，却能清楚地传到耳朵里。

“柳莺。”他下意识地说出声。这个念头让他自己都愣了一下–他怎么知道这是柳莺？在北京的时候，他连小区里的麻雀和鸽子都分不太清，每天听的不是鸟叫，是手机提示音：“您的视频播放量突破1万”“某某品牌想与您合作”。可现在，他站在室韦的清晨里，竟然能凭着一声鸣叫，叫出一种鸟的名字。

他索性走下楼，王光家的老狗还趴在门口睡觉，见他出来，只是抬了抬眼皮，又把头埋进爪子里。张军沿着河边的小路慢慢走，晨雾在他脚边绕，像一层薄纱。他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周围的声音：柳莺的叫声是“叽叽啾啾”的，又细又亮，像缝衣服的线；树莺的叫声低一点，带着“咕噜”的尾音，像含了一口水；还有啄木鸟，“笃笃笃”地敲着树干，节奏很稳，像老式挂钟的摆锤。

他数着，一只、两只、三只……到第七只的时候，他停下脚步，靠在一棵白桦树上，心里突然涌起一阵震撼。过去十年，他能精准识别出二十种视频剪辑工具的用法–这些东西像刻在他脑子里的公式，张口就能说出来。可现在，他能识别出的是二十种鸟的叫声，是自然里真实的声音，是生命的声音。

“这才是活着啊。”他对着空气轻声说。风从河面吹过来，摇了摇白桦树的叶子，叶子上的霜花掉下来，落在他的手背上，凉丝丝的，很快化了。他想起在北京的时候，每天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后台数据，心脏跟着播放量跳，高了就兴奋，低了就焦虑，像个被数据操控的木偶。那时候的他，感官是麻木的：吃美食只知道填肚子，连和朋友聊天都在想“这话能不能做文案素材”。可现在，他能闻到风里的霜味，能听出鸟叫的区别，能摸到树皮的粗糙–他的感官正在被净化，被重新校准，像一台蒙尘的相机，终于被擦干净了镜头。

张军走了快一个小时，晨雾慢慢散了，太阳从东边的山后面爬出来，把河水染成了金红色。他看到瓦西里骑着马从远处过来，马背上挂着猎枪和水壶，皮衣的毛领上结着霜。

“张军！早啊！”瓦西里在马上喊，声音还是那么粗犷。

张军挥挥手：“瓦西里大哥，您这是去打猎？”

瓦西里勒住马，跳下来，拍了拍马脖子：“去看看驯鹿群，前几天下雪，怕它们跑远了。你要不要一起去？带你看看真正的林子。”

张军眼睛亮了亮：“好啊！”

瓦西里从马背上拿下一件旧皮衣：“穿上，林子里比河边冷。”

张军接过皮衣，套在自己的外套外面，皮衣很重，带着瓦西里身上的烟草味和松木味，很暖和。两人骑着马往林子深处走，马蹄踩在落满松针的地上，发出“沙沙”的声音。瓦西里指着地上的脚印：“看，这是驯鹿的，昨天刚踩的，你看这蹄印的形状，是母鹿，带着小鹿呢。”

张军蹲下来，仔细看那些脚印：比马蹄小，边缘有分叉，印在松针上，很清晰。“您怎么能分清是母鹿还是公鹿？”

“看蹄印大小，听叫声。公鹿叫得粗，母鹿细。”瓦西里笑了，“就像你们城里人看电脑，我们看这些脚印，都是吃饭的本事。不过我们这本事，靠的是林子，你们那本事，靠的是机器，不一样。”

张军心里一动：“您觉得哪种好？”

“各有各的活法，”瓦西里骑着马往前走，“但我觉得，靠林子踏实。你对林子好，林子就给你东西：驯鹿的肉，松木的柴，野果的酱。靠机器的话，机器要是停了，你还剩啥？”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张军的心里，漾起一圈圈涟漪。他想起自己注销视频账号的那天，看着“账号已注销”的提示，心里空落落的–他突然发现，除了“博主”这个身份，他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在北京的那些年，他没交下几个真心朋友，没好好陪过家人，连自己的爱好都丢了–他以前喜欢摄影，是因为喜欢捕捉真实的瞬间，可后来，摄影变成了赚钱的工具，镜头里的人不是人，是“财富密码”。

“您说得对。”张军轻声说。

两人走到林子深处，看到一小群驯鹿，大概七八只，棕色的皮毛上沾着松针，正低着头啃地上的苔藓。瓦西里从马背上拿下一个布袋，里面装着盐：“驯鹿喜欢吃盐，给它们撒点，它们就不会跑太远。”他把盐撒在地上，驯鹿们围过来，低头舔着，发出“啧啧”的声音。

张军拿出相机，镜头对准驯鹿。他没有急着按快门，而是等着：等一只小鹿抬起头，眼睛看向镜头；等阳光穿过树枝，落在驯鹿的皮毛上，映出金色的光。他按下快门，“咔嚓”一声，声音在林子里很轻。他看着相机里的照片，小鹿的眼睛很亮，带着好奇，皮毛上的光很暖–这不是他以前拍的“新闻图”，没有夸张的滤镜，没有耸动的标题，可他看着，心里却比以前涨粉十万的时候还开心。

“这才是拍照啊。”他心里想。不是为了别人看，是为了自己喜欢，为了留住这一刻的真实。

从林子里回来，已经是中午。王光正在院子里烤列巴，看到他回来，笑着喊：“张军，快尝尝，今天加了野蓝莓，甜得很！”

张军走过去，拿起一块刚烤好的列巴，咬了一口，蓝莓的酸甜混着麦香，在嘴里散开。“好吃！比昨天的还香。”

“我外婆以前说，列巴里加野蓝莓，是为了让日子甜一点。”王光擦了擦手上的面粉，“对了，张哥，你不是想租个小木屋吗？我邻居家有一间，空了半年了，带壁炉，还能看到河，要不要去看看？”

张军眼睛一亮：“真的？现在能去吗？”

“走，我带你去。”

邻居家的小木屋在镇子的西边，离河边不远。推开院门，里面有一个小院子，种着几棵苹果树，叶子已经落了，枝桠光秃秃的。小木屋的门是深蓝色的，上面刻着俄式的花纹，推开时“吱呀”一声响。

走进屋里，一股淡淡的霉味飘过来，不过很轻，通风几天就能散。房间很大，分里外两间，外间是客厅，有一个石头壁炉，里间是卧室，窗户朝南，推开就能看到额尔古纳河。“你看这壁炉，冬天烧松木，屋里能到二十多度，比暖气还舒服。”王光指着壁炉里的烟道，“我帮你检查过了，烟道通着，没问题。”

张军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河，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踏实感。“就这间吧，多少钱一个月？”

“都是朋友，你看着给，别让我亏就行。”王光笑着说，“我帮你收拾，下午就能搬过来。”

下午，张军把自己的东西从王光家搬过来。摄影器材装了两大箱：单反相机、三个镜头、三脚架、备用电池。他把相机摆在窗边的桌子上，镜头对着河。他又拿出一块毛毡，铺在桌子上，把笔记本放上去–他想在上面写室韦的日子，写鸟叫，写驯鹿，写瓦西里和王光的故事。

王光帮他生壁炉，找了几块干松木，塞进壁炉里，用火柴点燃。火苗慢慢起来，舔着松木，发出“噼啪”的声音，热气一点点扩散开来，屋里的霉味渐渐被松木的香味取代。“好了，晚上冷了就添柴，别让火灭了。”王光拍了拍手上的灰，“有事就喊我，我家离得近。”

张军送王光到门口，看着他走远，然后关上门，靠在壁炉边。火光照在他的脸上，暖烘烘的。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这些天在室韦，他没再像以前那样暴饮暴食，每天吃的是列巴、红菜汤、腌黄瓜，都是简单的食物，却很舒服。他想起在北京的时候，用食物填肚子，其实是在填心里的空，可越填越空。现在，心里的空被壁炉的火、河边的风、鸟的叫声填满了，反而不觉得饿了。

“这不是逃避。”他对着壁炉的火说，像是在说服自己，“是试炼。以前在虚拟世界里拷问人性，现在在真实生活里找答案。生存的意义，不是流量，不是名声，是能听见鸟叫，能摸到松木，能和瓦西里一起看驯鹿，能吃王光烤的列巴–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接下来的几天，张军彻底融入了室韦的生活。每天清晨去河边听鸟叫，上午跟着瓦西里去林子转，下午要么在屋里整理照片，要么帮王光修小木屋。王光教他用松木楔：“先把木头削成楔子，要尖一点，然后对准木缝，用锤子敲进去，敲实了，冬天就不会漏风。”张军拿着锤子，一下一下地敲，手很快就酸了，楔子却总歪。王光笑着说：“别急，慢慢来，手上的活得练，就像你拍照，得练才能找准角度。”

张军看着自己敲歪的楔子：“以前总想着快，现在才知道，慢一点才能做好。”

有一天清晨，他起得特别早，四点多就出门了。天上还挂着星星，河边结着薄冰，踩上去“咯吱”响。他沿着白桦林里的栈道走，寒风呼啸着穿过树林，像在唱歌。栈道上结着霜，很滑，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小心。

走到栈道中间，他看到一棵白桦树的叶子上凝结着霜花。霜花很细，像羽毛，又像蜘蛛网，贴在叶子上，在晨光里泛着银光。他停下来，拿出相机，蹲在地上，调整焦距。风很大，吹得相机有点晃，他屏住呼吸，手稳了稳，按下快门。

“咔嚓。”

照片里，霜花的纹路清晰可见，叶子的脉络藏在霜花下面，像隐约的血管。他看着照片，心里突然涌起一种久违的快乐–不是涨粉的快乐，不是赚钱的快乐，是纯粹的、创作的快乐。就像他刚当记者的时候，在莫斯科拍下第一张克里姆林宫的雪，那种激动和满足。

“原来我没忘记拍照。”他笑着说，眼里有点湿。

他开始用镜头记录室韦的日常：俄罗斯人做果酱的老方法，王光现在还在沿用–把山上采的野蓝莓洗干净，放在铁锅里，加一点糖，用小火慢慢熬，熬到果酱变得粘稠，冒着泡泡；瓦西里骑马追驯鹿时的背影，皮衣在风里飘，马鬃飞扬，像一幅油画；王光用松木楔修补小木屋时的样子，眉头皱着，很认真，锤子敲下去的力度刚刚好，楔子稳稳地嵌进木缝里。

他的相机里，不再是精心设计的构图，不再是夸张的滤镜，而是真实的生活：果酱熬糊了一点，王光皱着眉刮掉；瓦西里追驯鹿时摔了一跤，笑着爬起来；王光去世的外婆外婆留下的手风琴，王光弹错了一个音，吐了吐舌头。这些不完美的瞬间，却比任何“爆款图”都让他心动。

“我终于回到摄影师的本质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字迹很稳，不像以前写文案时那样潦草。

一周后，张军把租的小木屋收拾好了。外间的客厅里，他摆了一张原木桌子，上面放着相机和笔记本；壁炉里总烧着松木，屋里暖暖的；墙上挂着他拍的照片：额尔古纳河的晨雾、白桦林的霜花、瓦西里的马、王光的列巴。里间的卧室里，他铺了厚厚的床垫，盖着王光妈妈织的羊毛被，晚上睡得很沉。

他决定去看看镇上的百年东正教教堂遗址。瓦西里跟他说过，那是室韦的中俄混血后裔们的精神象征，以前外婆还活着的时候，每个周日都会去祈祷。“教堂的壁画快掉光了，最近来了个姑娘，从圣彼得堡留学以后回来的，在修壁画。”瓦西里说，“那姑娘也是混血，跟你一样，在找自己的根。”

张军下午出发，沿着街道往教堂走。教堂在镇子的东边，离河边不远，是一座小小的小木屋建筑，屋顶的十字架已经歪了，墙体斑驳，露出里面的原木，上面爬满了苔藓。推开教堂的门，一股带着历史锈迹的寒意涌进来，空气里混着松木和苔藓的味道，很沉。

教堂里很暗，只有几扇小窗户透进光来。墙壁上画着壁画，大多已经模糊了，只有几处还能看到颜色：圣徒的长袍是深蓝色的，光环是金色的，却都裂着缝，像老人脸上的皱纹。

他看到一个女人站在壁画前，背对着他。她穿着深蓝色的修身工装，袖口沾着石灰粉和颜料，头发扎成一个马尾，露出白皙的脖子。她手里拿着一支细毛笔，正对着壁画上一处模糊的地方，一点点填色。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她的侧脸上，勾勒出深邃的轮廓–高鼻梁，深眼窝，眼睛是浅棕色的，像额尔古纳河的水。

张军停下脚步，站在离她十步远的地方。这十步的距离，像一道鸿沟，一边是他充满“贪婪褶皱”的过去：在北京的办公室里，为了流量写耸动的标题，为了合作迎合别人，为了数据熬夜到凌晨；一边是她所代表的“历史色彩与身份认同”：从圣彼得堡来，修复百年壁画，寻找自己的根，手里的笔在填补历史的裂缝，也在填补自己的内心。

他的心跳得很快，手心有点出汗。胖胖的圆脸上，汗毛在冷冽的空气里收缩，有点痒。他开始自我对话，像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精神博弈。

“上去吧，张军。”一个声音说，“你来到室韦，就是为了寻找一个锚点，寻找和自己一样的人。她就是那个锚点，她懂你的挣扎，懂你的渴望。”

“别去。”另一个声音立刻反驳，“你配吗？你的手上沾满了流量和算法的脏东西，你以前拍照片是为了变现，现在看到她，是不是又想拍一张‘纯净的修复师’的照片，来满足自己的虚伪？你只是想利用她，来证明自己‘洗心革面’了，其实你还是以前那个贪婪的人。”

罪恶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淹没了他，刻在他的灵魂上，现在被教堂的寒意一激，又开始疼。

他看着那个女人的背影，她填色的动作很轻，很稳，像在呵护一件易碎的珍宝。他想起自己拍过的那些视频，像一堆廉价的塑料花，没有生命，却占满了他的生活。“我真的能变好吗？”他问自己，声音很轻，在教堂里回荡。

女人突然停下了手里的笔，转过身。她的目光和张军的目光撞在一起，没有惊讶，没有警惕，只有一种清澈的、直率的好奇–像艺术家看一件陌生的作品，想知道它的故事。

“你是那个新来的摄影师？”她开口，声音有点低，带着中国东北口音特有的醇厚，却又夹杂着一丝轻微的俄语颤音，像额尔古纳河的水流，带着一点异域的涟漪。这种文化交融的细微之处，在室韦随处可见，却在她的声音里，显得格外动人。

张军的喉咙有点干，他咽了口唾沫，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下–还是没敢走完那十步。他没有像以前那样，脱口而出“我是国际知名自媒体博主”，也没有说“我以前是央视记者”，他选择了自己在室韦的新身份，一个他正在慢慢适应、也慢慢喜欢的身份：“是的。张军。我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摄影师。”

他刻意强调“沉默寡言”，像是在和过去那个喋喋不休、为了流量说尽废话的自己划清界限。

女人笑了，嘴角弯起一个浅淡的弧度，眼底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像是长时间盯着壁画，眼睛累了，也像是长时间寻找，心里累了。“娜斯佳。”她报出自己的名字，指了指墙上的壁画，“我是来修复这里的。修复那些快要消失的颜色。”

她的手指落在壁画上圣徒的衣角处，那里的蓝色已经褪成了浅灰，裂缝里积着灰尘。“这些颜色里藏着过去的故事，是中俄混血后裔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我想把它们修回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我自己的位置。”

张军的心猛地一跳。“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句话，正是他来到室韦的原因。他看着娜斯佳的眼睛，那里面有和他一样的迷茫，也有和他一样的渴望。他突然觉得，那十步的距离，好像没那么宽了。

他深吸一口气，教堂里的寒意顺着鼻腔钻进肺里，却让他觉得清醒。他想起额尔古纳河上空永恒的静谧，想起小木屋里温暖的壁炉，想起瓦西里的马和王光的列巴。他知道，自己的隐居生活，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他的灵魂试炼，不是独自承受，而是有了一个可能同行的人。

“那些颜色，很难修吧？”他问，声音比刚才稳了一点。

娜斯佳点点头，又拿起笔，对着壁画：“很难。得先分析原来的颜料成分，再找一样的颜色，一点一点填，不能急。就像找自己的根，也不能急，得慢慢等，慢慢看。”

张军看着她低头填色的样子，阳光落在她的笔上，笔尖的颜料闪着微光。他拿出相机，没有对准她，而是对准了壁画上那处刚被填上一点蓝色的衣角。他按下快门，“咔嚓”一声，很轻，却像一颗种子，落在了他的心里。

他留在了室韦。不是因为逃避，是因为这里有他要找的根，有他要修的灵魂，还有一个和他一样，在寻找颜色与身份的人。额尔古纳河的水还在流，白桦林的风还在吹，他的相机里，会慢慢装满室韦的晨昏，装满真实的生活，装满一个灵魂从迷茫到清醒的，所有痕迹。

教堂里的寒意还裹着松木与苔藓的沉味，张军的声音落在斑驳的壁画前，带着一种被岁月磨过的厚重–那是十年莫斯科记者生涯养出的敏锐，也是两年流量漩涡里熬出的疲惫。他盯着娜斯佳指尖下那块褪色的群青，像盯着自己心里某个模糊的角落，“你修复的是色彩，还是信仰？”

娜斯佳的手指顿了顿，没有立刻回答。她的指甲缝里嵌着深浅不一的颜料，深蓝、赭石、金粉，像把壁画的历史都藏进了指缝。她轻轻抚摸着墙壁，指尖划过那些细碎的裂纹，像是在触摸一群沉睡的故事。“你觉得信仰是什么？”她转过身，浅棕色的眼睛在昏暗里亮着，像额尔古纳河面上的星。

娜斯佳放下手里的细毛笔，笔杆上还沾着一点未干的群青。她靠在小木屋的墙壁上，后背抵着微凉的原木，叹了口气。“我修复的是历史的色彩。”她的目光又落回壁画上，落在那个半边脸已经模糊的天使身上，“你看，这些颜料里藏着的不只是颜色，是故事。沙俄贵族逃亡的时候，带着东正教的画师来这里，画师用额尔古纳河的水调颜料，用附近山上的天青石磨成粉，才画出了这些天使和圣徒。”

她指着天使的眼睛，那里的颜料已经褪成了浅灰，只剩下一点微弱的蓝影。“这个天使，它不是完美的。你看它的眉骨，是皱着的；它的嘴角，是往下垂的–它带着痛苦。以前我在圣彼得堡的冬宫看壁画，那些天使都是笑着的，金光闪闪的，可这里的不一样。后来我才明白，痛苦才是信仰的基石。”

张军往前走了两步，离壁画更近了。他的目光落在天使的眼睛上，那点模糊的蓝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自己。在北京的时候，他也有过“痛苦”，可那是工作的痛苦，是焦虑，是挣扎，是纠结。那些痛苦像潮水，把他裹在里面，可他从来没想过“扛过去”，只想着“逃开”。

“痛苦？”他低声重复，声音里带着自嘲，“我在城市里经历的痛苦，算什么痛苦？是早上醒来，打开手机看到播放量掉了两千的恐慌；是写文案时，在‘真实’和‘虚假’之间反复横跳的恶心；是晚上躺在床上，想起自己今天又说了谎，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愧疚。每天早上，我的内心都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试炼：我是要做回那个拿着相机去追真相的记者，还是继续屈从于数据，做一个哗众取宠的数据奴隶？”

“所以你逃到了室韦。”娜斯佳的语气很平淡，没有指责，也没有同情，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他的伪装。她的目光落在他的圆脸上，落在他因为常年过度进食而微微下垂的嘴角，好像能看穿他藏在脂肪下面的挣扎。

张军的脸有点发烫，不是羞愧，是一种被理解的局促。“我不是逃。”他辩解，声音却比刚才轻了些，“我是来寻找一种救赎的契机。信仰的剥落，会导致道德的崩溃，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发现，用谎言和煽动性情绪就能轻易获取财富和名声时，他内心的善恶会被推到什么极致的边缘？”

他想起自己最出名的时候，有个品牌找他合作，让他推荐一款“能预防新冠”的保健品。他查了资料，知道那是虚假宣传，可品牌给的钱是他三个月的收入。他犹豫了三天，最后还是拍了视频，对着镜头说“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效果很好”。视频发出去后，他收到了很多私信，有人问他在哪里买，有人说“谢谢张军同志推荐”。他看着那些私信，心里像被灌了铅，沉得喘不过气。后来，那款保健品被曝光是假货，他删了视频，却再也没敢看那些私信。

娜斯佳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她的眼神很软，带着一种悲悯的基调，不是可怜，是理解–她好像在说，你所经历的这些挣扎，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这代人的困境。在圣彼得堡的时候，她也遇到过类似的事：画廊让她修改一幅油画，把“流亡贵族的痛苦”改成“异国风情的浪漫”，说这样能卖更高的价钱。她拒绝了，然后失去了那份工作。

“你呢？”张军突然反问，把话题从自己身上移开。“你为什么离开圣彼得堡，来到这个边境小镇，修复一座几乎被遗忘的教堂？是为了追逐那份历史印记？还是为了追逐你那中俄混血的身份认同？”

娜斯佳沉默了。她低下头，手指在颜料盒上轻轻摩挲，像是在整理混乱的思绪。这个动作很轻，却带着一种刻意的迟缓–像是在掩饰心里那些不愿意轻易说出口的真实想法。教堂里很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风声，和远处额尔古纳河的流水声。

过了一会儿，她才抬起头，目光落在壁画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有一块几乎完全褪色的蓝色，只剩下一点微弱的痕迹。“色彩会说谎，张军。”她的声音很轻，像落在雪上的羽毛，“历史也会。我祖父是沙俄贵族的后代，他告诉我，他们当年离开俄罗斯，是‘光荣的流亡’–为了守护东正教的信仰，为了不向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妥协。我从小就听着这个故事长大，家里的相册里，有祖父穿着军装的照片，有祖母戴着珍珠项链的照片，他们的眼神里，全是骄傲。”

她顿了顿。“去年，我外婆去世前，给了我一封信，里面有全部的真相。我的曾祖母就是跟着祖父一起来中国的，他们当年离开，不是什么‘光荣的流亡’，是因为害怕布尔什维克，他们一路乞讨才到了室韦。后来，我来了这里，来寻找他们当年生活过的痕迹。”

娜斯佳的声音有点发颤，她拿起一支细笔，蘸了一点天青石粉调成的颜料，却没有往壁画上涂，只是让笔尖悬在半空。“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追逐历史，也不是为了寻找身份。我是想在这些壁画里，找到一个真实的坐标。像这幅壁画上的颜色，有剥落的，有残留的，有后来补的。我修复它们，不是在还原历史，是在寻找一个可以放置我灵魂的地方–我到底是谁？是圣彼得堡的贵族后代，还是室韦边境小镇出生的混血儿？”

她指着壁画上那块褪色的蓝色：“你看这片蓝色，它不是普通的颜料，是用室韦附近山上的天青石磨成的粉，用额尔古纳河的水调成的。只有用这片土地上的材料，才能让这幅画真正地活过来，才能和墙壁融为一体。我的身份，就像这片壁画，需要用室韦的泥土、河水、松木来重新固定–我需要知道，我有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家族，自己的故事。”

张军看着她，突然明白了。他们其实是一样的人。他拿着相机，在室韦的晨雾里拍鸟叫，拍驯鹿，拍小木屋的炊烟，不是为了做博主，是为了在镜头里找到自己–找到那个曾经为了真相而奔跑的记者；她拿着画笔，在教堂的昏暗里填颜料，修壁画，不是为了做修复师，是为了在色彩里找到自己–找到那个不被虚假历史绑架的娜斯佳。

他们的工具不同，一个是相机，一个是画笔；他们的方式不同，一个是记录，一个是修复；但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在宏大的绝望里，找到个体存在的意义。算法的绝望，历史的绝望，身份的绝望，这些绝望像一张网，把他们裹在里面，可他们都在挣扎，都在寻找一个破网而出的出口。

“天色晚了，去我住的地方吧。”娜斯佳收起颜料盒，把毛笔放进笔袋里，“离这里不远，也是一间小木屋，有壁炉，能暖和点。”

张军点点头，跟着她走出教堂。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室韦的夜晚没有路灯，只有家家户户窗户里透出的暖黄灯光，像撒在黑夜里的星星。风比白天更冷了，刮在脸上，带着一点雪粒子的凉意–室韦的冬天快到了。

娜斯佳住的小木屋在教堂旁边的一条小巷里，门口挂着一个小小的俄式煤油灯，煤油灯里的蜡烛在风里轻轻晃，映得门口的积雪泛着暖光。娜斯佳推开木门，一股干燥的松木香气立刻涌了出来，混着壁炉里松木燃烧后的焦香，一下子把外面的寒意挡在了门外。

“进来吧，我刚生了火。”娜斯佳脱下外套，挂在门口的木钩上，外套上沾着一点雪粒子，很快就化了。

张军走进屋里，脱下帽子，露出有点汗湿的头发。屋里很暖和，壁炉里的松木烧得正旺，火焰跳动着，发出“噼啪”的响声，把橘红色的光投在墙上，墙上挂着几幅娜斯佳画的素描：有额尔古纳河的晨雾，有白桦林的霜花，还有这间教堂的遗址。

“我喜欢这里的干燥。”张军看着壁炉里的火焰，心里的紧绷慢慢放松下来，“没有被城市里面工业的气味–北京的空气里，全是汽车尾气、香水、外卖的味道，混在一起，让人喘不过气；南方古镇的空气是湿的，霉味能钻进骨头里。只有这里的空气，是干净的，是松木的味道，是雪的味道，是河水的味道。”

娜斯佳笑了笑，转身走进厨房。厨房很小，也是原木做的，灶台上放着一个铁锅，锅里炖着红菜汤，香气从锅里飘出来，带着甜菜的甜和牛肉的香。“等一下，晚餐马上好。”

张军坐在壁炉旁的木椅上，看着火焰。火焰的影子在墙上晃，像跳舞的精灵。他想起自己租的那间小木屋，壁炉里的火也是这样，晚上他会坐在壁炉旁，整理白天拍的照片，写一点笔记。有时候，他会对着壁炉发呆，听着松木燃烧的声音，心里很静–那种静，是在北京从来没有过的。

很快，娜斯佳端着晚餐走了出来。一盘切得厚厚的列巴，面包皮是金黄色的，还冒着一点热气；一小碗蓝莓酱，是深紫色的，里面能看到整颗的蓝莓；还有一碗红菜汤，汤是深红色的，上面浮着一点酸奶油，像雪落在红地上。

“没有伏特加和腌黄瓜吗？”张军笑着问，他想起了瓦西里–第一次在河边见到瓦西里的时候，瓦西里就给了他一根腌黄瓜，说“喝伏特加就得配这个”。这几天，他们一起在河边喝过一次伏特加，瓦西里的伏特加是自己酿的，很烈，喝下去像火烧，配着腌黄瓜，却格外爽口。

娜斯佳也笑了，把列巴推到他面前：“明天吧，今晚，我们只吃最普通的食物。”

张军拿起一块列巴，咬了一口。面包皮很脆，“咔嚓”一声，里面的面包很软，带着浓郁的麦香，还有几颗细小的燕麦粒，嚼起来有嚼劲。他蘸了一点蓝莓酱，蓝莓的酸甜和麦香混在一起，味道很纯粹–没有添加剂的甜，没有防腐剂的涩，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这才是纯净的生活。”他一边咀嚼，一边说。这种感官记忆突然和他小时候的记忆重叠了–张军的奶奶也经常烤这样的列巴，早上的时候，奶奶会把列巴切成片，抹上一点黄油，或者蘸着自制的果酱，他会捧着列巴，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雪。那时候的生活很简单，没有数据，没有流量，只有奶奶的笑容和列巴的香味。

娜斯佳也拿起一块列巴，慢慢吃着。“我刚来室韦的时候，每天都在教堂里待着，对着那些褪色的颜料，感觉自己越来越与外界隔离。”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有时候，我会一整天不说一句话，就坐在那里，看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壁画上，看着那些颜色在光里慢慢变亮。”

“我以前在圣彼得堡读大学的时候，那里每天都很热闹。画廊的展览，朋友的聚会，还有各种采访–大家都叫我‘年轻的油画天才’，可我一点都不开心。我总觉得，那些画不是我的，那些赞美也不是给我的。”她喝了一口红菜汤，汤很烫，她轻轻吹了吹，“然后我来到这里，没有展览，没有采访，没有赞美，可我觉得踏实。每天修一点壁画，晚上回来烤列巴，喝红菜汤，心里很静。”娜斯佳说。

张军点点头，他懂这种感觉。在北京的时候，他每天都很“忙”：赶文案，拍视频，开直播，见合作方–手机响个不停，微信消息一条接一条，可他总觉得，自己像一个陀螺，被别人抽着转，停不下来。来到室韦，他每天只做几件事：早上去河边听鸟叫，上午跟着瓦西里去林子转，下午整理照片，晚上坐在壁炉旁写笔记–很闲，可他觉得很充实。

“我现在能精准识别二十种鸟类的叫声了。”张军说，语气里带着一点骄傲，“柳莺的叫声是‘叽叽啾啾’的，很细；树莺的叫声带‘咕噜’的尾音；啄木鸟敲树干的声音是‘笃笃笃’的，很有节奏。”

他想起昨天早上，他在河边听到一种从来没听过的鸟叫，“啾–啾–”的，很长，很亮。他站在那里，听了很久，后来瓦西里告诉他，那是北红尾鸲的叫声，只有秋天的时候才会来这里。“以前在城市里，我连麻雀和鸽子都分不清楚，每天听的都是手机提示音，‘您的视频有新评论’‘某某品牌邀请您合作’–那些声音像噪音，吵得我心里发慌。”

娜斯佳放下勺子，看着他，眼神里带着一丝认同。“当你的感官被净化时，你才能听到自己灵魂深处的喧嚣。”她低语道，“在圣彼得堡的时候，我每天都被各种声音包围：汽车的鸣笛声，画廊的音乐声，朋友的说话声–我听不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来到这里，没有那些噪音，我才能听见自己在想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她指着壁炉里的一块松木，松木正在燃烧，发出“噼啪”的响声，火星偶尔会跳出来，落在壁炉的石头上，很快就灭了。“你看这块木头，它在燃烧的时候，会发出声音，会发光，会发热–这是它最真实的样子。我们也是一样，只有去掉那些外在的东西，去掉‘博主’‘修复师’‘贵族后代’这些标签，才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

张军看着那块燃烧的松木，心里突然很通透。他想起自己注销账号的那天，看着“账号已注销”的提示，心里空落落的，可也有一种解脱。他终于不用再为了“国际知名博主”这个标签而活，不用再为了流量而妥协。他只是张军，一个喜欢拍照，喜欢听鸟叫，喜欢吃列巴的人。

“你说得对。”他看着娜斯佳，眼神里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我们都在寻找真实的自己，只是用的方式不一样。你用画笔，我用相机；你在色彩里找，我在镜头里找。”

娜斯佳笑了，这次的笑容很轻，却很真实，没有了之前的疲惫。“或许，我们可以一起找真实的自己。”

壁炉里的火焰还在燃烧，橘红色的光映在他们的脸上，很暖。窗外的风还在刮，可屋里很静，只有松木燃烧的“噼啪”声，和红菜汤的香气。张军拿起一块列巴，又蘸了一点蓝莓酱，慢慢吃着。他知道，这个夜晚，只是他在室韦的普通一晚，也是他灵魂救赎的开始。而娜斯佳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他之前迷茫的路–或许他们会一起，在颜料与镜头的世界里，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找到生存的意义。

额尔古纳河的流水声，从窗外传来，很轻，却很坚定，像在为他们的约定伴奏。室韦的冬天快到了，雪会覆盖大地，会覆盖白桦林，会覆盖教堂的遗址，可壁炉里的火会一直烧着，列巴的香气会一直飘着，他们的对话，也会一直继续着–关于信仰，关于道德，关于生存的意义，关于那个真实的自己。

夜深得像额尔古纳河的底，浓稠得化不开。窗外的寒风突然变了性子，不再是傍晚时那种带着雪粒子的轻拂，而是裹着蛮力，呼啸着撞在小木屋的原木墙上，发出“呜呜”的响，像远处驯鹿群的哀鸣，又像那些被历史埋在河底的故事，在黑夜里拼命想探出头来。

小木屋里的火光却很稳。壁炉里的松木烧得正酣，橘红色的火焰舔着原木，每烧到纹理粗糙的地方，就“噼啪”响一声，溅起几点细碎的火星，落在冰冷的石头上，瞬间灭了，只留下一点焦黑的印子。张军坐在壁炉旁的木椅上，手里捧着一杯温热的红菜汤，汤碗的热度透过瓷壁传到掌心，暖得他指尖发麻。

他看着娜斯佳。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手里摩挲着那个巴斯克节的彩蛋–蛋壳是淡绿色的，上面用金色的颜料画着缠枝花纹，只是花纹已经磨损了大半，露出底下苍白的蛋壳，像一件被时光啃过的旧物。她的侧脸在火光里半明半暗，高挺的鼻梁投下一道浅影，落在沾着颜料的工装袖口上，看起来既脆弱又坚韧。

“我们都没什么可瞒的了。”张军突然开口，声音很低，被壁炉的“噼啪”声衬着，显得格外沉，像从喉咙深处滚出来的石头，“这屋子太小了，风又太吵，藏不住心事。”

娜斯佳抬起头，浅棕色的眼睛在火光里亮了亮，她放下彩蛋，点了点头：“嗯，藏不住。”

张军深吸一口气，把手里的红菜汤放在桌上。汤还冒着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一缕白汽，很快又散了。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木椅的扶手–那扶手被人摸了多年，已经磨得光滑，带着人的温度。

“我辞职，不是因为厌倦了工作，是因为我厌倦了自己。”他说，每一个字都咬得很实，“从央视辞职，从莫斯科回来，我以为我能做自己想做的报道，能守住以前的日子。可我错了，我把自己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他的思绪飘回了莫斯科。二十多年前，他刚到莫斯科当记者，他第一次去采访一个莫斯科的老工匠。老工匠在莫斯科郊外的小作坊里，做了一辈子的套娃，他的套娃不涂鲜艳的颜色，只用水彩轻轻晕染，画的都是莫斯科的老街道、老房子。张军在作坊里蹲了一周，每天跟着老工匠一起起床，一起煮茶，一起削木头。老工匠告诉她：“套娃的灵魂在木头里，你得听木头的话，它想变成什么样，你就把它刻成什么样，不能勉强。”

那篇报道发出去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哈尔滨的信，是一个老人写的。老人说，他年轻时在莫斯科待过，看了张军的报道，想起了当年在莫斯科街头吃列巴的日子，“谢谢你，让我又回了一趟莫斯科”。那时候，张军觉得自己手里的笔有分量，相机有温度–他记录的不是新闻，是人的故事，是能让人心里发暖的东西。

“在莫斯科的十几年，是我最纯粹的日子。”张军的声音软了些，带着一点怀念，“我坚信深度报道的意义，坚信镜头能留住真实。那时候，我跑遍了俄罗斯的大小城市，从圣彼得堡的冬宫到贝加尔湖的奥利洪岛，从摩尔曼斯克的极光到索契的黑海。我见过在零下四十度的冬天里，守着灯塔的老人；见过在战火里，抱着书本不肯离开图书馆的孩子；见过在草原上，跟着驯鹿群迁徙的涅涅茨人。”

他想起有一次，为了报道涅涅茨人的迁徙，他跟着他们在草原上走了半个月。每天住在帐篷里，喝着驯鹿奶，吃着冻硬的列巴。晚上，草原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刮，他冻得睡不着，就和涅涅茨的老人一起坐在篝火旁，听老人讲驯鹿的故事。老人说：“驯鹿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跟着它们走，它们带着我们找吃的，我们不能丢下它们。”那时候，他觉得苦，却很踏实–他知道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

“但回到中国，一切都变了。”张军的声音又沉了下去，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流量成了新的权力。我写的深度报道，没人看；我拍的真实故事，播放量只有几千。可那些标题耸动、内容肤浅的抖音的视频，却能轻易破百万。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人的注意力这么廉价，原来真实这么不值钱。”

“我看到了人性的弱点–大家喜欢看漂亮的、刺激的、不用动脑子的东西。”张军自嘲地笑了笑，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可更可怕的是，我看到了自己的弱点。我明明知道那些哗众取宠的抖音视频没意义，却还是忍不住，开始转变的我拍摄方法。我开始天天盯着后台的数据，我看着播放量一点点涨，心里竟然有点窃喜。”

“我越迎合那些廉价的情绪，我的观众就越兴奋。”张军的声音里带着悔恨，“我的账号越来越‘红火’，广告接到手软，有人叫我‘国际知名博主’，有人请我去做讲座，可我心里却越来越空。每天晚上，我都要吃很多东西才能睡着–糖醋里脊、油焖大虾、红烧肉，我把肚子填得满满的，好像这样就能把心里的空也填上。”

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圆圆的，像揣了个小皮球。“我胖了，娜斯佳，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看着娜斯佳，眼神里带着一种悲悯，不是对别人，是对自己，“因为过度进食是我掩盖空虚的唯一方式。我的圆脸、我的体重，都是我贪婪的褶皱–我贪婪名声，贪婪别人的关注，贪婪那些虚假的赞美。我嫉妒那些比我更红的年轻人，他们能轻易写出更耸动的文案，剪出更刺激的视频，我就跟着学，跟着模仿，最后把自己都弄丢了。”

他想起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自媒体峰会，台上的年轻人分享“涨粉秘籍”，说“要抓住用户的痛点，要制造焦虑，要让他们觉得不看你的内容就会落后”。他坐在台下，手里拿着笔，却一个字也没记–他突然觉得很恶心，不是身体上的，是心里的。他看着台上唾沫横飞的年轻人，又看着台下认真记笔记的同行，觉得自己像在一个巨大的骗局里，所有人都在骗别人，也在骗自己。

“我以为屈从欲望能获得解脱，可我只得到了更深的罪恶感。”张军的声音有点发颤，他拿起桌上的列巴，掰了一块，却没吃，又放了回去，“有一次，我侄女问我：‘爸爸，你做的视频是真的吗？’我看着她的眼睛，竟然说不出话。我侄女才八岁，她都知道要讲真话，可我一个四十岁的人，却在靠说谎赚钱。”

那之后，张军开始失眠。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客厅里待到凌晨，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屏幕上是他当天发的视频，播放量很高，留言很多，可他觉得那些数字像一个个嘲讽的眼睛，盯着他，说“你是个骗子，你是个伪君子”。他会打开冰箱，把里面的食物都拿出来，拼命往嘴里塞，吃到胃里胀得难受，吐了，再接着吃–他想用身体的痛苦，掩盖心里的痛苦。

“最可怕的是，我发现自己上瘾了。”张军的声音里满是绝望，“我表面上在做深度思辨，写关于信仰、道德、生存意义的文章，拍关于‘纯净生活’的视频，可我内心深处，只是一个渴望被虚荣心喂养的瘾君子。我用良知做包装，里面装的全是隐秘的欲望–我想红，想被关注，想证明自己有价值。”

他想起注销账号的那天。那天早上，他又失眠了，坐在电脑前，看着自己前一天发的视频–标题是“俄乌边境历史溯源：百年争端背后的真相”，内容是他花了一周时间查资料写的，可播放量只有五千。他看着屏幕上的数字，突然觉得很累，累得不想再争了。他点了“注销账号”，看着提示弹出“确认要注销吗？注销后所有数据将无法恢复”，他没有犹豫，点了“确认”。

“我来室韦，不是为了拍照片，是为了逃。”张军看着娜斯佳，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躲闪，全是赤裸的坦诚，“我想找一个网络影响力微弱、环境原始的地方，做一个彻底的隔离。我怕再待在北京，我会彻底堕落–我会为了钱，拍更虚假的视频；为了流量，说更恶毒的话。我需要这里的宁静，需要这里的寒风，需要这里的河水，来对抗我心里的非理性冲动，来把我从数据的泥潭里拉出来。”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落在小木屋的寂静里，激起一圈圈涟漪。壁炉的火光跳了跳，映在娜斯佳的脸上，她的眼睛里没有惊讶，只有一种深深的理解–好像张军说的，也是她心里的话。

娜斯佳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开口。她的声音很轻，不像张军那样充满戏剧化的挣扎，却带着一种沉默的厚重，像额尔古纳河的水，缓慢却有力量。“我的痛苦，和你不一样，张军。它是沉默的，像埋在地下的树根，看不见，却一直缠着我。”

她拿起那个巴斯克节的彩蛋，指尖轻轻划过磨损的花纹。“这是我外祖母教我做的。她说，我们是沙俄贵族的后裔，是彼得大帝时期一个将军的后代。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带着家人和财宝，逃到了中国，来到了室韦。外祖母说，我们是‘带着文明种子来到蛮荒之地的人’，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不能丢了贵族的体面。”

她的外祖母是圣彼得堡人，年轻时跟着家人逃到室韦，嫁给了一个中国商人。外祖母一辈子都活在“贵族”的梦里：她坚持说俄语，穿俄式的连衣裙，用银质的餐具，每天都要花一个小时整理头发。她给娜斯佳讲圣彼得堡的冬宫，讲涅瓦河的夏天，讲贵族的舞会，却很少提在室韦的日子–好像这里的生活是对“贵族身份”的玷污。

“我从小就听着这些故事长大。”娜斯佳的声音软了些，带着一点孩子气的向往，“我以为我们真的是贵族，以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在圣彼得堡学油画的时候，总是告诉同学，我的祖先是沙俄将军，我想让他们觉得我很特别。”

可去年，她在一个旧盒子里面发现一封曾祖母写的信，还有几张老照片。曾祖母在信里说，贵族的身份根本不重要，十月革命的时候，他们一路乞讨到了中国，饿了就吃树皮，冷了就躲在山洞里，最后才流落到室韦。曾祖母说：“贵族的事情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就是普通人，能活着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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