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eSheng Li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munist Struggle in the 21st Century – Simplified Chinese

前言

本书旨在探讨在瞬息万变的 21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与发展道路。21世纪，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空前挑战与机遇，以及历史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与深刻教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和实践路径。制定21世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使之符合于当前的时代发展目标，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包含着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它诞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和政治灵魂。这种理想信念，在中国，被形象地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若理论和理想缺失或不坚定，共产党人的精神上就会“缺钙”，患上思维“软骨病”。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关乎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因此，本书所聚焦的几个核心议题，正是立足于回答当代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命运的普遍关切。它们不仅触及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根本，也关乎全球 14 亿多人口大国，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及人类社会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崇高目标。

在21世纪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21世纪以来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以及其理论和实践在 21 世纪的持续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向往至关重要，也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以下，我们将详细阐述本书将探讨的核心问题的重大意义和重要性：

第一个议题探讨“现在的中国是否是修正主义”，其重要性在于，它直接触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方向性问题，同时回应了国内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疑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本书探讨中国道路是否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航向，对于巩固中国的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理论现代化，体系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理想，丧失信念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如果放弃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未来规划，就会必然会遭遇思想上和路线上的失败，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导，中国很容易在思想方面被西方渗透，成为他人的意识形态附庸。因此，判定中国是否为“修正主义”，是确保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思维的根本保障。

在历史上，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种思潮是对现行政策和制度的对抗或反对。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缺乏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对，加上开放必然带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资本主义思潮如果不加以限制，在和个人主义思想结合后，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在21世纪反对修正主义的事业造成冲击。

因此，对中国道路是否是“修正主义”的讨论，其重要性在于检验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全党同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对“修正主义”的质疑，往往聚焦于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本书的理论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它需要明确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并证明其并未动摇社会主义的根本。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这一体制允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旨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然而，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国家要求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同时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受到法律保护。

对中国市场经济是否导致“新资产阶级”的担忧，是修正主义的反对者对，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的核心。邓小平曾指出，只要坚持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即归公有，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将其纠正过来。

因此，通过对中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深入剖析，本书将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一个复杂的、不断自我完善的、且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21世纪坚持非修正主义”模式的案例研究。

本书的其他文章，还将会探讨“社会主义是否还适用于 21 世纪”，其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回答了苏联解体后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道路可行性的根本质疑，并阐明了中国在历史进程中选择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近代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在建国后的实践中，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明确指出，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 21 世纪，中国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依然很大、很严峻。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必由之路。因此，探讨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适用性，就是探讨中国梦能否实现的根本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

正因为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因此，中国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即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不断地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21世纪的发展，以求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并且可以持之以恒的解决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实际困难。

邓小平曾指出，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确保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能够持续发展和成功的关键。

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能一成不变。如果不能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就难以在 21 世纪取得新胜利。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折。这种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但是思想建设以及理论发展也要跟得上经济发展。这些年中国经济的这种巨大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发展相结合后的强大适用性。

此外，中国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统筹推进，即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合一理论建设和发展体系。这代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业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科技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在21世纪，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体现了 21 世纪社会主义在物质文明之外，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回应。这也是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在21世纪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刻回应。

因此，对该议题的深入研究，刨析问题，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提供支撑，也为国际上仍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民族和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我们还要探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否就意味着不自由和不民主”，其重要性在于，它回应了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意识形态批判，并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理念和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清晰地表明，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该议题的核心在于区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强调了宪法和法律在保障人民民主和自由中的最高地位。宪法确立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理念，并且保障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

中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因此，对本议题的探讨，是向世界宣示，中国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不仅追求物质富裕，也追求政治文明，坚决反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西方对中国“不自由、不民主”的质疑，往往源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排斥。

邓小平明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

这种将西方发展模式妄图照搬到中国，用西方的标准和看法衡量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思想上的动乱，是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妖魔化宣传所遗留下来的思想毒品。

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因此，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这种对稳定和秩序的强调，正是中国在经济建设时期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要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而不是盲目照搬别国的模式。中国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因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该议题的重要性还体现在，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必须以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为核心。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我们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以及无产阶级是否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掌握国家的领导权。

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在于消除阶级，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只有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

因此，本书对该议题的探讨，将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通过其独特的政治制度，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努力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不仅追求发展，更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平与正义。

这三个议题，互相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对 21 世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景的全面考察以及问题反馈。我们要知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仅仅凭借这一本书是无法阐述完全的，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并把社会主义中国带到了21世纪。我们这一代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的史诗故事写下去。这要求我们坚定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

我们正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但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称霸、不搞扩张，并致力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本书的研究，正是希望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抓住历史机遇，发现不足，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探索与历史回响：对教条主义和虚假修正主义批判的再审视-从邓小平理论说起

纵观当今国际与国内的政治舆论场，针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从未停歇。尤其是在一些批评家和极端左派的话语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明确的暗示甚至明示：当代的中国已然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偏离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原教旨路径。这种论调，在我看来，不仅是对历史实践的肤浅理解，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一种固步自封的否定。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和列宁不可能从坟墓中复活，替我们解决二十一世纪的时代难题。他们是历史的巨人，而非当代的救世主。

我的核心论点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路径，绝非一成不变的教条，它需要中国自己在实践中寻找答案。也需要结合21世纪发展的实际。那些将社会主义与僵化的计划经济划等号，幻想中国回到那个贫困年代的极端左派，他们的思想是愚蠢且不切实际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判断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标准，不在于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方式，而在于它能否有效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能否确保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以及能否让基层民众的声音被真正听见。

因此，某些左派，将苏联七十年代和现代朝鲜等政权视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样本”，进而攻击中国偏离了正轨，无疑是偷换概念、大错特错的。我们将深入剖析这些历史样本的局限性，并论证中国在经济探索中虽有错误，但坚守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尤其成功避免了滑向官僚资本主义的深渊，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历史成就。

21世纪，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与技术爆炸的时代，其复杂性远超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十九、二十世纪初。因此，我们必须摒弃那种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凝固教条的思维。

1. 教条主义的危害与实践检验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体系，但它必须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绝非一成不变。正如毛泽东同志强调的，“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邓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然而，许多批评者恰恰是“抱着教条主义不放”的机械化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只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甚至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痛斥了这种荒谬理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而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也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国曾因“左”的错误路线而长期处于贫困和停滞状态。因此，那种希望中国重回“穷社会主义”和“穷共产主义” 的思想，是对人民利益和历史经验的彻底背叛。

2. 计划与市场：本质区别的澄清

市场经济是否等同于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核心问题作出了极其深刻的辩证回答：“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进一步阐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只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

那些固守计划经济的人，未能认识到改革的本质：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中国过去那种僵化的经济体制，正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必须通过改革来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通过改革开放，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村改革中的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证明了这种搞活经济的政策是成功的。如果因为担心引入资本主义因素而“迈不开步子，不敢闯”，只会丧失时机，错失发展的硬道理。

如果僵化的计划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么在21世纪，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如何界定？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指出了两个根本原则，为当代中国提供了灯塔。

1. 共同富裕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体现在能否真正消灭剥削、实现公平正义，并最终达成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有二：“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

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但这绝不是两极分化。先富裕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和人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们通过税收等手段对先富裕起来的个人进行限制，并坚决要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搞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就会发展，最终可能出乱子。

在经济主体方面，我国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整个经济中仍占绝对主体地位。即使是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三资”企业，也被视为发展生产力的补充，受国家政治和经济条件制约，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

2. 维护无产阶级和民众的主导地位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表现。在当代中国，这体现为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保障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

我们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和领导阶级。同时，我们也高度重视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不仅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去“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当前，我们在政治建设中强调协商民主，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其目的就是为了完善人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能够被听见并得到公正对待。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而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因此，通过反腐败和加强作风建设，确保我们始终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这比简单地套用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模式要深刻得多。

将中国目前的探索道路斥为“修正主义”，通常是基于对苏联和朝鲜等“传统”社会主义样本的错误认知。我们必须将这些失败的案例与中国进行明确区分。

1. 苏联的教训：官僚特权阶级的形成与僵化

七十年代的苏联，其体制早已严重僵化，官僚特权阶层垄断了国家资本和政治权力。这种“修正主义官僚帝国”的形成，正是因为其领导集团执行了错误的思想政治路线，最终背叛了社会主义。

正如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对苏联修正主义之后的道路和发展经验的借鉴总结中指出，苏联在建设过程中犯下了一系列缺点和错误，特别是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导致市场物资短缺、货币不稳定。更重要的是，苏联采取的政策使农民遭受剥削，极大地损害了生产积极性，邓小平形象地批判道：“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这种经济上的失衡和对农民的过度剥削，本质上是其官僚体制脱离群众、缺乏民主监督的结果。苏联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使其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基础。我们吸取了教训，并强调了在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时，必须兼顾三方利益。苏联的经验表明，僵化体制和特权阶层的形成，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其后果是亡党亡国。

2. 朝鲜的异化：主体思想与军国主义倾向

同样的，现代朝鲜已转变为一个以主体思想，以金日成主义，为指导的国家。主体思想强调人民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人，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主体思想的“思想基本立场”甚至批判了“庸俗现实主义”，主张思想改造先行，以防止国家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然而，尽管朝鲜强调经济上的自力更生，这种模式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其资源匮乏。更值得警惕的是，主体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是高度集中的单一领导体系，以及对领袖的“绝对”定义，使其政治带有浓厚的宗教本质。

尤其是在实践中，朝鲜过度注重军力，强调“先军政治”。这种将资源和力量加速集中于军队的做法，虽然在国防上强调自卫，但加剧了南北军事竞争，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最终使国家生产力低下，沦为全球竞争体系中的落后国家。

这种将意识形态绝对化、资源军事化、经济封闭化的体制，即使在形式上坚持公有制，也无法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它与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以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为首要任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因此，将苏联和朝鲜列为社会主义的“样本”，不过是西方的批评者为了攻击中国道路而采取的简单化、概念偷换的手段。

我们既拒绝了僵化的计划经济教条，也吸取了苏朝模式的沉痛教训，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是立足于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人民为中心的自主探索之路。

1. 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摆脱了长期闭关自守的落后状态，利用国际和平环境吸收有用的先进经验、技术和资金。

我们必须坚信，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这个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因为它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正是基于改革开放十年的成就，才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赢得了人民的拥护。

当然，改革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和风险，例如通货膨胀、腐败现象。但这要求我们更加注重“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只要我们及时总结经验，果断纠正错误，坚定地走下去，坏事就能变成好事。

2. 避免官僚资本主义的深渊

许多批评家声称，中国正在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然而，我们党的核心领导层对此保持了高度警惕，并采取了持续的行动，这正是中国道路区别于七十年代苏联的关键成就。

首先，我们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抵御资本主义侵蚀的经济基础。

其次，我们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目的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并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但它是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成果、避免僵化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精兵简政，下放权力，克服“党政不分”的弊端。

最重要的是，我们持续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正是对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腐败思想最直接的宣战。腐败和贪污现象是丧失人心的最大危险。正是通过“下大气力解决党内突出问题”，并以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治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确保国家政权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性质，并避免了官僚特权阶层垄断国家资源的危险局面。

3. 稳定与发展：中国的最高利益

无论是继续深化改革，还是抵御“资产阶级颜色革命和修正主义”的指控，以及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始终是中国需要坚守的最高利益。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一切建设都将成为空谈。正是鉴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文化大革命被资产阶级和官僚阶级利用的的沉痛教训，我们绝不能再允许无序的官僚主义扩展和社会动乱的发生。

稳定是为了发展，而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硬道理”。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评判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否正确，关键要看三条：国家政局是否稳定、能否增进人民团结和改善人民生活、以及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中国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我们坚信，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自身实际，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我们珍视国际合作，但绝不吞下损害国家利益的苦果，也绝不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庸。这种独立自主、不打别人牌的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世界和平。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历史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那些僵硬地指责中国为“修正主义”的论调，本质上反映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活力的缺乏理解，以及对时代变革的恐惧。

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回顾历史，无论是七十年代僵化的苏联官僚体制，还是现代朝鲜的意识形态绝对化和资源军事化，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典范。批评家将这些失败的样本强加于我们，企图否定中国改革开放多年来的伟大成就，这是徒劳的。

中国没有走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邪路，这得益于我们坚持了共同富裕和公有制主体这两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坚持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并始终将人民的福祉和基层民主 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

列宁和马克思已逝，他们留下的遗产需要我们去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当代中国，正在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并用事实证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责任，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坚信中国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将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面临的挑战与路径选择：在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市场活力间的辩证统一

当我们坚定地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避免了滑向僵化教条和官僚资本主义深渊的同时，我们必须直面当前经济结构内部正在积累的深刻矛盾。这些挑战不仅关乎经济数据的起伏，更触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能否持续的问题。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然暴露的弊端，正试图以新的形式，在中国经济的肌体中滋生和蔓延。

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面临的首要挑战，在于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矫正市场化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优势的潜在侵蚀，尤其是在企业活力和就业保障领域。

1. 企业的“活力悖论”与高失业率的警示

当前，我们观察到一种令人忧虑的“活力悖论”：一方面，政府持续强调并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这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另一方面，过分依赖和推崇私营部门，正在无形中忽略乃至削弱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固有优势。

私营企业，在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促进经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补充角色。然而，我们不能无视私营资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天然倾向于创造范围性的失业率，这种“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常见问题，如今也出现在了中国头上。随着中国私企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许多私企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越了国企，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力量的扩张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

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确保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如果私营部门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稳定就业和加剧贫富差距为代价，那么它就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产生了根本性的背离，这就不符合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要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就可能发展，最终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不是让人民陷入困顿，因为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

在此危局之下，有人提出，解决当前高失业率和维护社会公平的最佳解决方案，或许是重新公有化，纠正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过度私有化的错误。我认为，这种对公有制回归的呼吁，其核心在于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守，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之一。

然而，这种回归绝不能是简单的、教条式的倒退。如果简单地回到过去那种僵化的、缺乏竞争的国有体制，我们只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历史教训已经明确，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路线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制度，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不能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牺牲效率和活力，最终陷入“穷社会主义”的荒谬境地。

因此，当务之急是维持国企和私企并行的辩证平衡。如果不能采取果断措施来维持这种平衡，任由私营部门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创造广泛的失业，任由其影响力在国际国内全面超越公有经济，那么接下来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很有可能促使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丧失其主导地位。一旦公有制不再占据主体，我们抵御资本主义腐蚀、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基础将受到动摇，这才是真正的方向性错误。

2. 公有制主导地位的保障：避免官僚资本主义与市场活力的缺失

我们必须认识到，公有制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外部的私有资本竞争，更来自内部的效率低下和官僚作风。过去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超级大国也可能因为领导集团执行了错误的思想政治路线，最终蜕化变质，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

在苏联模式下，经济体制的僵化，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导致市场上的货物不足，货币不稳定。更要命的是，它采取的政策使农民遭受剥削，极大地损害了生产积极性，使得经济缺乏内生动力。这种缺乏效率、脱离群众的体制，正是我们所说的官僚主义的体现。

因此，我们所说的“公有制主体”必须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公有制。要维护国企的主要地位，必须在保持其规模的同时，确保其效率和竞争力。

要解决国企的活力不足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依赖行政命令或垄断，而必须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积极作用，将“竞争”视为公有制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必要手段。

1. 竞争：消除“铁饭碗”和发展生产力的唯一途径

正如我们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所揭示的，其公有制经济最大的弊端在于其缺乏竞争力。僵化的计划体制和“铁饭碗”制度导致了“看天吃饭”的思维，极大地抑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因此，我坚信，私营企业需要一个公平的环境与国企进行竞争，只有互相竞争，才能保持活力。我们不能因为害怕竞争带来的风险而“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这种害怕正是“左”的思维在作祟，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标签。

然而，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用得好，就能促进社会主义发展。

将竞争机制引入公有制经济，正是用市场手段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

激发活力：通过竞争，打破国企的垄断和内部的官僚主义，迫使国企提高效率，改进管理，从而调动各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积极性。

优胜劣汰：让国企和私企进行长期的、公平的竞争，通过优胜劣汰来优化资源配置。只有经过市场检验，才能证明公有制经济的真正优越性。

2. 策略性竞争：促进多私企与单国企的动态平衡

为了确保竞争最终有利于公有制经济的长期发展，我们必须采取策略性的竞争模式。我们必须促进多个私营企业与单个国有企业进行竞争。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

1.  分散风险：私营部门的分散性和多元化，使其无法形成足以挑战国家宏观调控的单一垄断势力。

2.  效率借鉴：单个国企在面对多个高效私企的竞争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学习和借鉴私企在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上的优势，从而实现自我改造。这正是我们对外开放政策中“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的要求。

3.  巩固主体地位：只有在这种动态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壮大起来的公有制经济，才能真正体现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优越性。

在这种竞争机制下，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如果公有制经济能够通过这种竞争获得更快的积累，那么它就有能力更多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这种良性循环，最终将使我们能够通过改革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3. 坚持正确的方向：反对“左”的教条与“右”的自由化

我们必须在改革中警惕“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

当前，一方面，我们反对将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的教条和保守主义，即为的“左”的观点。正是这种“左”的教条思想，阻碍了我们大胆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将私企的过度扩张视为“自然发展”的右的倾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这种思潮试图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并主张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放任这种倾向发展，将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将非常严重。

因此，我们的道路是明确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的市场化改革，即在公有制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个根本原则的框架下，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让市场这只“手”成为解放生产力、促进公有制经济活力的强大工具。

总结而言，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既要具备政治家的战略定力来维护公有制的根本地位，避免重蹈苏联官僚帝国和朝鲜封闭模式的覆辙，也要有经济学家的胆识和创新，敢于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引入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从而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体现在经济的效率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之上。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末全球范围内的剧变之后，我们对“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的威胁已具备了深刻的历史认知。九十年代的东欧剧变，特别是苏联的解体，是血淋淋的反面教材。中国没有重蹈覆辙，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保持了高度警惕，并且在面对文化上的自由化浪潮时，运用了包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内 的一系列有效防御策略。然而，我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在经济领域，中国被颜色革命的风险远高于文化领域。

1. 执政合法性的经济根基与增长放缓的严峻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实现这一复兴的基础，就是“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最直观地体现在了经济的空前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这种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最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一。

但是，当前经济发展步子明显放缓，新的挑战已然出现。根据当前的经济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结构性下行与增长放缓：部分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加速、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地缘政治风险。

深层结构问题：人口增长放缓和老龄化导致国内总需求萎缩，对社会保障体系构成压力。

金融和债务风险：房地产行业的危机，列如前一段的恒大债务危机，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对经济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体制束缚与政策影响：高税费负担可能挤压实体经济活力，同时，某些政策对民营企业的管控加强，也导致了经济增长放缓或对商业活力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问题叠加起来，使得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特别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当经济成果不能“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时，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和权利意识会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的现象会产生强烈的不满。

经济一旦持续低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可能转化为对现实体制的失望和质疑。历史上，苏共的失败并非在经济鼎盛时期，而是在其领导集团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发展陷入停滞，这种数据和生活上的变化，已足以引发部分群众不满，最终在改革派掌权的自由化改革推动下，苏联丧失了存在的全部合法性、正义性基础。这便是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危机的逻辑链条。

2. “牛头不对马嘴”的应对策略与实事求是的背离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审视当前的应对策略。我注意到，中央政治局的某些决策，一直在要求“唱响中国经济最强音”。这种态度，在我看来，中国的中央政治局，是用应对文化颜色革命的方法去应对经济上的颜色革命，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文化领域的“颜色革命”主要针对意识形态、历史观、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在这种斗争中，通过正面宣传，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思想改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加强文化审查，确实能有效巩固“共同思想基础”。

然而，经济危机是物质基础的问题，而非单纯的精神信仰问题。我们不能指望仅仅通过宣传“形势一片大好”，就能解决房地产债务、地方财政困境和结构性失业的现实难题。这种“报喜不报忧”的态度，带来了双重危害：

首先，它不符合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利益。如果脱离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那就必须坚决纠正。经济发展放缓、矛盾增多，是客观现实。如果为了所谓的“稳定”而回避问题，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会使问题在暗中积累，正如苏联领导集团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掩盖了经济、政治、民族政策等方面潜藏的或显现的严重问题，最终埋下了极其严重的隐患。

其次，这种“堵”的态度，正是我国老话所批评的“堵不如疏”的反面教材。当我们试图用宣传机器掩盖经济矛盾时，反而可能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旦人民群众认为我们党脱离群众、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就会走向失败。只有通过引导群众，承认经济发展问题，才能将群众的忧虑和不满引导到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向上来。

因此，应对经济颜色革命的正确方法，绝不是在舆论上粉饰太平，而是要正视问题，并提出能够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弊端的社会主义方案。

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作为批判和指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当前面临的经济挑战，正是检验我们政治路线是否正确的实践问题。

1. 承认问题：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

坚持实事求是，就需要我们有“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正是建立在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沉痛教训的深刻总结之上，是从教条主义的错误中摆脱出来的结果。在解放思想方面，我们不能裹足不前，不能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

当前经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以及社会矛盾增多等，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央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但是，这种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这种“唱响最强音”的倾向，正是担心承认问题会削弱信心，这是一种缺乏“制度自信”的表现。我们必须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固性，并不在于对矛盾的掩盖，而在于我们“能够解决”矛盾的制度优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我们的社会和谐稳定，就是要“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引导群众：从政治斗争到经济自觉

在历史上，我们党始终依靠群众的力量。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

在面对经济危机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时，我们不应该将群众视为需要“维稳”的对象，而应该将他们视为解决问题的“主体”。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即使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也只占极少数。因此，我们必须向群众公开经济形势，承认挑战，然后将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方向逐步推进到国家公有制经济发展上来。

这要求我们在经济领域进行一次深刻的、面向群众的思想教育和路线引导。我们要让群众认识到：

当前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如分配差距扩大、私企创造失业率等，是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尚未完全克服的资本化弊端。

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确保发展成果最终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去拥抱西方所谓的“多党制”或“三权分立”，而是要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和发展，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深化公有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这种引导，本质上就是一场新的群众路线教育和实践，让群众在经济生活的具体实践中，重新坚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

我坚信，应对经济“颜色革命”的最好方法，是让群众在经历解放战争的军事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革命之后，再来一次“经济发展革命”，让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经济来解决现代中国资本化面临的诸多经济问题。

21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革命的核心：公有制主体的再强化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我们的核心任务是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在上一部分我已指出，当私营部门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可能以牺牲稳定就业和公平分配为代价，这就为我们党带来了政治风险。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一种“经济革命”的手段，来纠正自九十年代以来过度向私有化倾斜的错误，重新巩固公有制的领导地位。

这种“经济发展革命”不是回到过去僵化的、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要实现公有制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必须：

强化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国有资本应该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战略性产业、保障国家安全。

深化国企改革，实现活力与主导的统一：国有企业要积累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使国企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提高经营效率，合理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强化责任追究。

关键在于，要打破那种认为“公有制必然低效”的刻板印象。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之一，正是其领导集团抛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导致少数人乘私有化改革之机损公肥私，鲸吞公有资产，催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最终摧垮了苏共。中国绝不能走这条路。我们的革命必须是以市场竞争为手段，以公有制效率为核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革命。

2. 市场与公有制：竞争中的优胜劣汰

私企与国企之间必须进行长期公平的竞争，以实现优胜劣汰，这在逻辑上是符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

我们党在实践中也探索出了将市场作为手段的辩证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作出了重大理论推进，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的作用：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能够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

政府的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这种辩证统一，恰恰为我们的“经济发展革命”提供了制度和理论基础。政府必须通过其“看得见的手”，加强监管，纠正市场失灵导致的贫富差距、资源分配不公、以及解决私企在追求利润时创造的范围性失业。

真正的经济革命，体现在国家必须果断地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将私有资本的负面外溢效应纳入公有制经济的统筹规划之下。例如，通过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直接对应了公有制经济解决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原则。

3. 以经济革命应对和平演变

面对经济领域的和平演变风险，我们必须用物质成果和制度优势来打赢这场新的战争。

和平演变并非仅仅是外部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内部的腐败和理论上的背离作为配合。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主张“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高于一切”，鼓吹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这本质上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自缚手脚，最终导致苏共在面对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时甘拜下风。

我们必须吸取教训，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在经济和内政上，阶级斗争的观念不能放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在资源配置主导权上的争夺，以及共同富裕与两极分化之间的较量。

我们只有通过经济发展革命，让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经济在解决高失业率、贫富差距、住房医疗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上，展现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才能真正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赢得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

正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不仅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去“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当前的经济困局，正是对我们能否有效“调整”社会主义经济的严峻考验。我们不能只做文化的守卫者，而要成为经济的彻底革命者，用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伟大成就，彻底粉碎任何形式的经济颜色革命幻想。这，才是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必须肩负的重大责任。

在历史的辩证发展中，我们党多次强调必须保持清醒，警惕“左”偏，也反对“右倾”，致力于在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与个体思想解放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通过一系列深刻的政治教育和价值引导，试图在文化思想领域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和稳定。

然而，当前中国社会暴露出的深层矛盾，已不再是简单的思想路线斗争，而是一种更具隐蔽性和破坏性的结构性失调：思想上正在向“左”倾斜，而经济实践却在向“右”急速行驶。

1. 思想与经济的张力：青年一代的迷惘与生育率的警钟

这种“思想左倾，经济右行”的矛盾，导致了社会肌体内部的深刻撕裂。

在思想上，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强调共同富裕、公平正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并以雷厉风行的反腐败斗争来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种宏大的叙事和对理想信念的重申，无疑是“向左”的政治努力，旨在巩固共产党人的“精神上的钙”。

然而，在经济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被赋予了“决定性作用”，私有资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虽然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但这种市场化进程的副作用–如结构性下行风险、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高昂的生活成本、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医疗保障覆盖面不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影响着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这种对效率和市场竞争的过度依赖，正是“向右”的经济实践结果。

这种内在的高度不一致，构成了当代青年人迷惘和生育率问题的根本病灶。

个体在接受着“工人阶级是国家主人”和“共同富裕”的教育的同时，却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着由市场主导带来的严酷竞争、不按劳动法压榨劳动力、以及“内卷化”的生存压力。当个体发现自己的经济问题无法通过“共同”的努力得到解决，反而需要通过“极致的个人奋斗”和“无加班费无休假的十二小时工作制度”式的牺牲才能勉强维持生存时，其在集体生活当中的归属感就会彻底丧失。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经济压力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直接导致了许多青年人不知道应该如何着眼发展未来，最终反映在全社会层面上，就是生育意愿的显著下降。

我们必须正视，人民群众要求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这是对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最根本检验。如果发展成果不能“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社会公平正义被削弱，那么任何思想上的宣传都将是空洞无力、隔靴搔痒的。

2. 回望七十年代：继承革命精神而非贫困体制

面对当下的结构性困境，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危险且不切实际的思潮–即幻想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以此来解决当下的分配不公和失业问题。

这种思想是极其危险的，其危害性在于它只看到了历史的表象，而忽略了本质：

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七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处于相对落后和停滞状态，这正是“左”的错误和僵化体制束缚生产力的恶果。我们不能忘记，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正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并最终实现国家的富强。那种认为回到过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它将导致我们在经济上再次陷入死路一条。

第二，要保证改革开放的成果。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它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我们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这正是我们既要又要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体现。那些批评我们“既要又要”的人，未能理解我们必须在公有制的主导下利用市场这只“手”来发展生产力，以服务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目标。

然而，我们必须深刻学习和继承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精神和革命精神。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是那个时代敢于打破一切、敢闯敢拼、敢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时代精神。毛泽东同志在谈及革命时，强调要敢于战斗，不怕困难，要藐视美帝国主义。这种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对旧制度、旧思想的彻底批判精神，正是我们当前反击经济领域“和平演变”所急需的。

3. 斗争焦点的重塑：资产阶级官僚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我们的斗争目标，绝不能停留在抽象的“仇富”或僵硬的“探寻公有私有”的争论上。我们真正的危险和首要任务，是防止国家出现新的阶级，让工人和农民以及无产阶级丢失政权。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在于阶级斗争，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意识形态上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

当前，最大的危险正是资产阶级官僚的形成。他们妄图窃取政权，通过滥用手中权力，将国家资源私有化，将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个人谋利益。

同时，他们还压榨劳动群众。成为不按照劳动法压榨劳动力的老板，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制造社会矛盾。他们进一步推动社会退化，他们是妄图把我国变成高科技奴隶制国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通过资本和技术的结合，将劳动者沦为新时代的奴隶，而他们成为奴隶主。

我们必须学习和继承毛泽东思想中对这种内部腐败和蜕变的深刻警惕。毛泽东同志强调，干部必须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正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

七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文化大革命在后期，虽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其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的革命内核，是我们今天仍需学习的。我们的敌人正是那些妄图把我国变成高科技奴隶制国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是那些不按照劳动法压榨劳动力的老板，以及资产阶级官僚。他们正在妄图发动我们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和斗争。

一旦党的干部队伍出现享乐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倾向，党就会丧失战斗力，最终会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正是其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蜕化变质，放弃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到最终背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4. 群众的觉醒与“经济颜色革命”的胜利

面对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我们不能丧失信心。我们必须对我们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视而不见，同时也要对未来充满信心。

世界是属于青年的，中国的前途也属于青年。我们必须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必须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只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

既然资本主义可以在共产主义国家内部搞经济颜色革命，通过和平演变、私有化和意识形态渗透，如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那么我们人民群众就应该有能力发动一次“颜色革命”回到共产主义。这不是指暴力革命，而是指一场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参与的、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发展革命”。

这种“经济颜色革命”的本质，就是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决市场化带来的不公和矛盾，彻底击败妄图把我国变成高科技奴隶制国家的阶级敌人。其具体路径是：

1.  公开辩论，争取中间派： 面对经济领域的挑战，我们不能“唱响中国经济最强音”来回避问题。我们必须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创造的形式，在有领导下自由地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承认经济发展问题，并将解决问题的方案推向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上来。这种大辩论的目的，正是为了争取那些“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让他们懂得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到最终还是要听无产阶级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

2.  重塑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优势： 既然私企在创造失业率，那么国企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体现，就必须承担起稳定就业、保障民生和提升劳动者福祉的主体责任。我们必须强化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使其在保障公平竞争、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并非简单地回到计划经济，而是将公有制经济改造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主导力量。

3.  坚决打击剥削阶级敌人： 我们要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分析，对于那些不按照劳动法压榨劳动力的老板和蜕变成为资产阶级官僚的败类，必须以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坚决打击和改造。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但同时对于那些“不可救药者”，要坚决进行斗争。

这种经济发展革命，将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只有依靠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才能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巩固下来，将社会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最终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实现。

我们的未来，不取决于对历史的简单重复，而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彻底解决内部的阶级矛盾，让工人、农民和无产阶级，真正成为这个国家和时代的决定性主体。

改革与修正主义的本质分野–警惕“经济颜色革命”的新形式

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惕。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无可争议地走在了改革的前沿，其成就斐然。然而，我们必须明确区分改革与修正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其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种改革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修正主义，则是一种执行错误乃至反动的思想政治路线，最终导致党和国家失去合法性、正义性基础的背叛行为。

当前最迫切的危险在于，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官僚和利益集团，正试图将我们改革的伟大成果，用作其发展修正主义、甚至推动经济颜色革命的工具。他们利用体制内的漏洞和对资本的依赖，在不知不觉中侵蚀着社会主义的肌体。

1. 资本主义弊病的中国表现：失衡的媒体与公信力的沦陷

我们看到，经济的过度市场化和对资本的依赖，已经渗透到了原本应当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的部门。许多国有电视台、国有媒体，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其行为已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产生根本冲突。

（一）媒体的异化与对资本的盲从

一些国有媒体在巨大的广告利润面前，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们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对广告内容根本不看是否属于虚假宣传，甚至在制作新闻时，假新闻也是屡见不鲜。这种行为，本质上是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原则失守。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强调，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经济工作和业务工作是“臣”。政治工作一旦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当国有媒体这一政治路线的宣传堡垒，被资本的腐蚀性影响所支配时，它便丧失了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本质。这种腐败和唯利是图，正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体现。

（二）公信力的流失与颜色革命的突破口

这种资本的渗透，正在让中国的媒体丧失公信力，这正是经济颜色革命的第一道突破口。当人民群众发现，连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机构都在撒谎、在为虚假宣传保驾护航时，他们对体制的信任就会产生裂缝。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在于我们能持续增进人民团结，改善人民生活，并使生产力得到持续发展。但当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就会走向失败。如果基层民众的需求和声音不能得到真实反映，反而充斥着虚假的“最强音”，人民对我们的“美好生活向往”就难以实现。当人民的根本利益被这些资产阶级官僚和被其收买的媒体所损害时，矛盾就会积累，这无疑是为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突破口。

2. 意识形态的伪装与“爱国”旗帜下的反动

更具威胁的是，当前针对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进入了高度复杂的伪装阶段。

（一）披着“爱国”外衣的反社会主义内核

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许多文艺创作者和资本家深知我们对“颜色革命”–特别是文化上的自由化倾向–的警惕。他们不再公开反对社会主义，而是采取了更具欺骗性的策略：打着爱国的旗号，拍出来的电影、制作的文化产品，其内核却是反对社会主义、歌颂私有化的。

这种行为正是对我国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利用和扭曲。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而这些“爱国”作品，通过放大个人奋斗、极端推崇私有资本、淡化阶级矛盾、甚至宣扬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来为资产阶级思想张目。这种“先白后红”，先拥护资产阶级世界观，后假装拥护无产阶级，或者说“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 的两面派做法，极大地腐蚀了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思想。

我们必须记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并使他们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却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吃饭的知识分子，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

（二）斗争的迷雾：谁是真正的敌人？

这种披着爱国旗号的“经济颜色革命”的直接后果是：真正意识到问题、批判资本侵蚀的人，会被那些披着爱国旗号的资本家、文艺创作者污蔑为社会主义的敌人。而真正的阶级敌人，则把自己包装成了社会主义的卫道士。他们利用我们对颜色革命的恐惧，巧妙地推行其经济上向右转的政策，从而达到其修正主义的目的。

这种混淆视听的局面，使得我们党在阶级斗争中面临着“看不清底”的风险。真正的反社会主义死硬派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左右，但他们是分散在各处的，需要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群众创造的新形式，才能看清底部。如果放弃了阶级分析，不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分析，就难以拨开这层迷雾。

3. 结构性失调的社会后果：归属感的丧失与生育困境

思想上左倾，高举理想，强调集体。而经济上右行，市场残酷，资本压榨的张力，正以实际的社会后果向我们发出最严峻的警示。

（一）归属感的瓦解与青年的迷惘

当青年人在思想上被要求坚定“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做“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在经济现实中却面临着不按劳动法压榨劳动力的老板，以及“高科技奴隶制”的风险时，他们会感到“精神上的钙”缺乏。

青年人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他们需要有正确的政治观点，需要将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但如果现实经济压力与理想信念严重脱节，就会导致他们对未来发展方向的迷惘。他们亲身经历的，是公有制主体地位被私有资本侵蚀的后果，这必然导致他们对集体生活、对国家的归属感出现问题。这种问题，正是我国生育率出现很大问题的深层社会原因之一。

（二）生育危机与经济基础的动摇

全球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受养育成本增加、女性教育和劳动参与率提高等因素影响。但中国低生育率问题更为突出。虽然国家正在通过税收、住房、教育等政策减轻负担，但如果青年人普遍感到，由资本主导的竞争环境无法保障他们未来的稳定和福祉，任何政策支持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由经济右行导致的社会结构性失调，使人民对未来的信心不足，这比简单的经济下行更可怕。 这与我们党所追求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相去甚远。

4. 应对经济颜色革命的革命性路径：相信群众，重拾斗争精神

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将当下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回到1970年代”是极其危险的。七十年代的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问题，生产力发展受到束缚，这种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保障改革开放的成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学习七十年代的斗争精神

我们需要的，是学习1970年代那种敢于打破一切、敢闯敢拼的时代精神，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内核 。虽然文革被证明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但其反对特权阶层、反对官僚主义的精神是值得警惕和继承的。

我们必须像毛泽东同志要求的那样，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种作风有助于抗住腐败现象。

（二）相信群众：发动经济领域的“大辩论”

我们应对经济颜色革命的最佳方法，不是回避问题，而是正视问题，并相信群众。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使领导者“看得见底”，区分出赞成社会主义的多数人和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

我们应该：

1.  公开和引导：正视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并将其解决方式逐步推进到国家公有制经济发展上来。要向群众公开，让群众了解社会发展规律。

2.  发动辩论，分化敌人：利用大辩论来争取那些对社会主义“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最终让他们相信无产阶级的方向是正确的。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像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3.  用公有制解决矛盾：让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经济来解决现代中国资本化面临的诸多经济问题。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使其在解决就业、缩小贫富差距等核心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以此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三）阶级斗争的再聚焦：敌人就在我们内部

我们的敌人，是资产阶级官僚，是不按照劳动法压榨劳动力的老板，是妄图把我国变成高科技奴隶制国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 。他们正是利用权力寻租、搞本位主义、脱离群众的那些人，他们是党内外的腐败因素。

这场斗争的焦点，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其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防止腐败和错误思想的自由泛滥。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还是防止“左”。而当前的危险正是“左”的教条主义掩护下的经济右倾。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用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来分析问题，既不全盘否定，也不全盘肯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改革中坚定方向，排除万难，继续前进。

历史唯物主义的审视与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线

面对当前经济领域的严峻挑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伪装，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哲学–客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不仅是一种学术姿态，更是决定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生死存亡的思想路线。

1. 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矛盾，拒绝片面性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公开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二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我们要认识到，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以发展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的成就与犯下的错误。实事求是，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我们不能像唯心论者那样“冥思苦索地‘想办法’”，因为那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的。我们必须克服那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

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矛盾性。对于我们的工作，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如果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就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同样，只看到缺点和错误，看不到主流，也会使人丧失信心。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每一个时期、每一任领导人犯下的错误和其贡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才能使我们的工作“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2. 苏联的警示：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与党的公信力危机

在处理历史问题上，苏联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秘密报告，公开否认前任领导人，片面批评其错误而无视其贡献，这种做法，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巨大的思想裂痕，极大地打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必须看到，苏联领导集团从赫鲁晓夫开始的错误思想政治路线，正是其最终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在处理斯大林问题上，苏联采取了从“一万丈高”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的极端态度。这种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时期的全盘、片面否定，造成了干部和群众对自身历史的迷茫，削弱了党的理论武装。他们将一些人家的短处也学过来，当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等“三和”理论，在西方加紧推行和平演变的背景下，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起到了瓦解苏共思想武装的作用，为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突破口。这种路线的错误，使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导致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他们对农民采取“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如同“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和片面的历史否定相结合，使得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能力和路线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

3. 中国的智慧：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与政治定力

与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时期对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功过的处理，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智慧和历史定力。

邓小平同志并没有以赫鲁晓夫的方式对待毛主席，而是肯定了毛主席的巨大贡献。邓小平同志说过，毛泽东同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坚持了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他明确指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并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这种“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是公正的。它使中国避免了全盘否定历史、避免了像苏联那样因思想裂痕导致的党和国家丧失存在的“全部合法性、正义性基础”。正是这种对历史的负责态度，保障了中国迄今为止的安稳局面。毛主席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人民群众心中的精神象征，正如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毛主席是人民群众的灵魂。维护其历史贡献，就是维护了人民对党的根本信任，维护了国家的政治基础。

我们必须认识到，邓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正是建立在对“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错误的深刻总结之上。这种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对于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依然是极其重要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

4. 评价邓小平：经济上的卓越贡献与时代的局限性

正如我们不能片面否定毛主席的历史贡献一样，在今天面临经济挑战时，我们也不能片面地否定邓小平同志的伟大贡献。他为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是无法磨灭的。

（一）伟大的经济建设成果

邓小平同志的核心贡献在于，他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带领中国走上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

1.  解放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 他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农村改革的成功，尤其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

2.  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 他指出中国长期的停滞和落后，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坚持对外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补充，能够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3.  思想的解放与理论创新： 他解决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一根本性问题，打破了过去的僵化教条，这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摆脱了长期贫困落后的状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

（二）历史的局限与新的挑战

然而，我们也要坚持矛盾分析法，承认任何历史人物都存在局限性。历史的局限性导致了邓小平同志无法复活来解决今天中国面对的问题。他所处的时代，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解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消极因素。

他本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他强调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活动和精神文明建设。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两大基本原则：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今天中国面对的贫富差距、阶级分化、资本对媒体的渗透等问题，绝不会是邓小平同志想看到的。特别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而资本对媒体的侵蚀正是阻碍我们倾听群众呼声、损害人民公信力的表现。这些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由资产阶级官僚和妄图把我国变成高科技奴隶制国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 所利用，进一步恶化的。

因此，当前的问题绝不会是邓小平同志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既要肯定邓小平同志对国家和革命的贡献，又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对待改革中的偏差。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他的核心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并用社会主义的本质优势来解决市场化过程中带来的资本主义弊端。

只有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这些矛盾作出中肯的分析，并果断地利用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来纠正经济实践中的右倾倾向，才能避免新的历史性错误，继续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我们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依靠人民群众的觉悟，才能战胜那些妄图用资本主义方法利用我们对颜色革命的恐惧来推行经济颜色革命的真正敌人 。

当我们以客观唯物主义的哲学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幅宏大而复杂的图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坚定的政治意志和深刻的自我革命，纠正了我们党和国家在生产生活中显著面临的许多问题，在初期极大程度地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国家的繁荣。然而，在当前中美贸易战和新形势下的各种挑战当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却是一个过去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的阶段。

这种挑战的深度和广度，绝不仅仅是依靠一代领导人就可以彻底解决的。它要求我们不仅要解决现实的经济困境，更要彻底清理和批判那些在思想、政治和经济实践中留下的历史毒瘤。

1. 常态化反腐：拯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面对国内外风险和挑战的历史进程，我们党要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就必须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习近平同志自上任伊始就推动的常态化反腐斗争，正是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危机最深刻的回答。

我们必须承认，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正是对这种“生死存亡”高度的认识，常态化反腐通过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以及整治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问题，完成了拯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同志早年就警告过，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官兵关系上、军民关系上、军党关系上等遵守正确的原则，绝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而干部必须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当腐败和官僚主义盛行时，干部就成为了“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其行为与人民利益脱节，最终会导致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直至走向失败。

反腐和作风建设，其核心就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反腐的政治高度就在于，从根本上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顶峰的苏共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他们从追求个人升迁、小家庭特权，发展到最终背离、背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种反腐斗争，使得党和国家的公信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提升。这正是以人民立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2. 历史问题的集中爆发与思想路线的僵化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遗留的问题，特别是过度市场化和权力分配不均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今天进入集中爆发期。这些问题包括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以及高税费负担可能挤压实体经济活力。

这就导致习近平同志需要在经济和思想上稳住基本面，既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又要纠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右倾弊病。

其中一个显著的内在问题是思维的过度僵化。这种僵化，源于对历史经验的片面总结和对群众力量的恐惧。

（一）“思想解放”的被利用与压迫的牢笼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历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们党需要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来纠正“左”的错误路线。而追溯到更早的时期，那场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理论基础的运动，号称是解放思想。

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正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旨在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通过群众性的自我批评，来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确实是毛主席在任内创造出来的绝佳的思想解放的机会。我们曾经高喊过打倒孔夫子，我们曾经敢打敢拼，甚至出现了在民主墙上呼唤邓小平同志执政的“极度的自由和民主” 。

然而，这种解放思想的实践被迅速地被扭曲。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但同时也要警惕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他们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但仍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不幸的是，这场运动被一小撮保皇派和权贵子弟利用，文化革命在后期成为了权贵子弟罗织罪名，互相倾轧瓜分国家的局面 。这种利用，使得一场原本旨在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官僚的运动，在后期成为了压迫思想的牢笼。

（二）基层官僚的压迫与社会主义的污名化

这种对思想解放和群众斗争的恐惧，加上改革开放初期为追求效率而赋予基层官员过大的行政权力，造成了基层管理混乱，为后续的右倾实践埋下了祸根。

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维护稳定，这在实践中被一些基层官员曲解和滥用。在特定的时期，例如计划生育的指标和严打运动的压力下，确实导致了基层官员拿着法律的大棒肆意剥削压迫民众。他们为了计划生育的指标强行节育，为了没有犯罪率，大范围罗织口袋罪名逮捕危险人员 。

这种由官僚造成的基层管理混乱，与无产阶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和保障人民民主的宪法精神 是根本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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