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munist Struggle in the 21st Century – Simplified Chinese

历史唯物主义的审视与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线

面对当前经济领域的严峻挑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伪装，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哲学–客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不仅是一种学术姿态，更是决定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生死存亡的思想路线。

1. 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矛盾，拒绝片面性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公开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二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我们要认识到，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以发展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的成就与犯下的错误。实事求是，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我们不能像唯心论者那样“冥思苦索地‘想办法’”，因为那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的。我们必须克服那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

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矛盾性。对于我们的工作，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如果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就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同样，只看到缺点和错误，看不到主流，也会使人丧失信心。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每一个时期、每一任领导人犯下的错误和其贡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才能使我们的工作“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2. 苏联的警示：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与党的公信力危机

在处理历史问题上，苏联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秘密报告，公开否认前任领导人，片面批评其错误而无视其贡献，这种做法，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巨大的思想裂痕，极大地打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必须看到，苏联领导集团从赫鲁晓夫开始的错误思想政治路线，正是其最终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在处理斯大林问题上，苏联采取了从“一万丈高”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的极端态度。这种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时期的全盘、片面否定，造成了干部和群众对自身历史的迷茫，削弱了党的理论武装。他们将一些人家的短处也学过来，当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等“三和”理论，在西方加紧推行和平演变的背景下，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起到了瓦解苏共思想武装的作用，为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突破口。这种路线的错误，使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导致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他们对农民采取“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如同“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和片面的历史否定相结合，使得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能力和路线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最终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

3. 中国的智慧：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与政治定力

与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时期对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功过的处理，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智慧和历史定力。

邓小平同志并没有以赫鲁晓夫的方式对待毛主席，而是肯定了毛主席的巨大贡献。邓小平同志说过，毛泽东同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坚持了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他明确指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并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这种“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是公正的。它使中国避免了全盘否定历史、避免了像苏联那样因思想裂痕导致的党和国家丧失存在的“全部合法性、正义性基础”。正是这种对历史的负责态度，保障了中国迄今为止的安稳局面。毛主席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人民群众心中的精神象征，正如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毛主席是人民群众的灵魂。维护其历史贡献，就是维护了人民对党的根本信任，维护了国家的政治基础。

我们必须认识到，邓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正是建立在对“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错误的深刻总结之上。这种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对于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依然是极其重要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

4. 评价邓小平：经济上的卓越贡献与时代的局限性

正如我们不能片面否定毛主席的历史贡献一样，在今天面临经济挑战时，我们也不能片面地否定邓小平同志的伟大贡献。他为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是无法磨灭的。

（一）伟大的经济建设成果

邓小平同志的核心贡献在于，他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带领中国走上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

1.  解放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 他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农村改革的成功，尤其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

2.  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 他指出中国长期的停滞和落后，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坚持对外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补充，能够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3.  思想的解放与理论创新： 他解决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一根本性问题，打破了过去的僵化教条，这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摆脱了长期贫困落后的状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

（二）历史的局限与新的挑战

然而，我们也要坚持矛盾分析法，承认任何历史人物都存在局限性。历史的局限性导致了邓小平同志无法复活来解决今天中国面对的问题。他所处的时代，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解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消极因素。

他本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他强调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活动和精神文明建设。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两大基本原则：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今天中国面对的贫富差距、阶级分化、资本对媒体的渗透等问题，绝不会是邓小平同志想看到的。特别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而资本对媒体的侵蚀正是阻碍我们倾听群众呼声、损害人民公信力的表现。这些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由资产阶级官僚和妄图把我国变成高科技奴隶制国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 所利用，进一步恶化的。

因此，当前的问题绝不会是邓小平同志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既要肯定邓小平同志对国家和革命的贡献，又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来对待改革中的偏差。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他的核心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并用社会主义的本质优势来解决市场化过程中带来的资本主义弊端。

只有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这些矛盾作出中肯的分析，并果断地利用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来纠正经济实践中的右倾倾向，才能避免新的历史性错误，继续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我们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依靠人民群众的觉悟，才能战胜那些妄图用资本主义方法利用我们对颜色革命的恐惧来推行经济颜色革命的真正敌人 。

当我们以客观唯物主义的哲学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幅宏大而复杂的图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坚定的政治意志和深刻的自我革命，纠正了我们党和国家在生产生活中显著面临的许多问题，在初期极大程度地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国家的繁荣。然而，在当前中美贸易战和新形势下的各种挑战当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却是一个过去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的阶段。

这种挑战的深度和广度，绝不仅仅是依靠一代领导人就可以彻底解决的。它要求我们不仅要解决现实的经济困境，更要彻底清理和批判那些在思想、政治和经济实践中留下的历史毒瘤。

1. 常态化反腐：拯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面对国内外风险和挑战的历史进程，我们党要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就必须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习近平同志自上任伊始就推动的常态化反腐斗争，正是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危机最深刻的回答。

我们必须承认，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正是对这种“生死存亡”高度的认识，常态化反腐通过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以及整治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问题，完成了拯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同志早年就警告过，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官兵关系上、军民关系上、军党关系上等遵守正确的原则，绝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而干部必须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当腐败和官僚主义盛行时，干部就成为了“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其行为与人民利益脱节，最终会导致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直至走向失败。

反腐和作风建设，其核心就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反腐的政治高度就在于，从根本上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顶峰的苏共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他们从追求个人升迁、小家庭特权，发展到最终背离、背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种反腐斗争，使得党和国家的公信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提升。这正是以人民立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2. 历史问题的集中爆发与思想路线的僵化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遗留的问题，特别是过度市场化和权力分配不均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今天进入集中爆发期。这些问题包括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以及高税费负担可能挤压实体经济活力。

这就导致习近平同志需要在经济和思想上稳住基本面，既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又要纠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右倾弊病。

其中一个显著的内在问题是思维的过度僵化。这种僵化，源于对历史经验的片面总结和对群众力量的恐惧。

（一）“思想解放”的被利用与压迫的牢笼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审视历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们党需要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来纠正“左”的错误路线。而追溯到更早的时期，那场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理论基础的运动，号称是解放思想。

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正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旨在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通过群众性的自我批评，来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确实是毛主席在任内创造出来的绝佳的思想解放的机会。我们曾经高喊过打倒孔夫子，我们曾经敢打敢拼，甚至出现了在民主墙上呼唤邓小平同志执政的“极度的自由和民主” 。

然而，这种解放思想的实践被迅速地被扭曲。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但同时也要警惕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他们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但仍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不幸的是，这场运动被一小撮保皇派和权贵子弟利用，文化革命在后期成为了权贵子弟罗织罪名，互相倾轧瓜分国家的局面 。这种利用，使得一场原本旨在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官僚的运动，在后期成为了压迫思想的牢笼。

（二）基层官僚的压迫与社会主义的污名化

这种对思想解放和群众斗争的恐惧，加上改革开放初期为追求效率而赋予基层官员过大的行政权力，造成了基层管理混乱，为后续的右倾实践埋下了祸根。

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维护稳定，这在实践中被一些基层官员曲解和滥用。在特定的时期，例如计划生育的指标和严打运动的压力下，确实导致了基层官员拿着法律的大棒肆意剥削压迫民众。他们为了计划生育的指标强行节育，为了没有犯罪率，大范围罗织口袋罪名逮捕危险人员 。

这种由官僚造成的基层管理混乱，与无产阶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和保障人民民主的宪法精神 是根本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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